这个命令在当下执行得十分顺利，因为自大河套东北的府州，到大河套西南的兰州，在乱世之末都只能算是地广人稀，大部分的人口都愿意聚集在黄河沿线的膏腴之地，好地皮都还没开垦尽，自然不需要去环境相对恶劣的地方，所以张迈的这条政策执行得相当顺利，这片被张迈称为“毛乌素禁地”的地方，很快就成为有南北长达数百里的无人区——当然也不是彻底没有人口，只是人迹罕至。

……

商路行走，并不是直线距离最近，而要考虑沿途补给。当初薛复追逐契丹败兵，是直接跨越当时还没被叫毛乌素禁地的这个地区，但后来毛乌素禁地的指令下达后，由于沿途没有补给，商队就不再走这条道路，无论兰州还是秦西，都是先北上朔方地区（今宁夏），然后顺着黄河而下，坐船到达敕勒川，这已经渐渐形成一条新的商路了。路程上虽非最近，却是最便捷的一条路。

耶律屋质这时要去见张迈，同样要走这条道路，不过是逆着走，船只逆行就慢了很多，有些地段水流较为湍急，就干脆上岸。来到朔方地区，这里东有黄河，西有贺兰，人称“黄河百害、唯利一套”者，最好的地区就是这一带，贺兰山挡住了来自西北的风沙和来自东南的水汽，降雨量甚至要比关中地区还要多，加上黄河带来的丰美土壤，故而有塞上江南之称。

张迈得到这片土地之后，除了安抚原有百姓之外，又将套南之地溢出人口都迁徙到这里，以及部分从东面逃来的难民，然而也仅仅九千余户，仅仅是唐朝全盛时期一上县的人口。

从朔方地区转而向南，进入秦西以后，人烟渐渐多了些，但也算不上繁荣。在和平时代和战乱时代，各个地方的人口是各不相同的，而且人口的变化也不一定和时代盛衰成正比。

以河西而言，这个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一度成为中原百姓的避战区，唐朝人口最集中的关中地区，不知多少百姓纷纷向这边逃难，这个过程持续了上百年，虽经过吐蕃之乱和异族统治，但相比于黄巢杀过来、朱温杀过去的地狱般的关中，河西、河湟地区至少还能活得下去，盛世平原乱世山，百姓逃到边疆之地，或者割据自保，成立坞堡，或者是窜入穷乡僻壤，或者是番化，成为半游牧式的牧民，最下等的是逃到边疆之地而成为奴隶。

因此，在这上百年见，河西的实际人口比起唐朝中期还要增加不少。当然在籍的人口是直线下滑——战乱期间，哪有官吏愿意且能够准确地统计户口数字？且那些拥有统治权的大族长们，也不想将家中的人口交出去。

而就河西内部而言，本来河西诸州的人口集中于东部的凉州，但由于战乱，到了唐亡以后，人口反而向沙州方向聚拢，尤其是汉族人，由于沙州有归义军的保护，那个地方便成了唐末以后的乱世桃源，并创造出了闻名后世的敦煌文化，不过经过数十年的生息，在外界大乱世、沙州小治世的情况下，这里的人口也膨胀起来，这也是敦煌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迈收复河西以后，反而要从沙州迁出多余的人口来到甘州、肃州、凉州、兰州。在天策政权建立之前，西北地区的汉族人口一直在番化，而在天策政权建立之后，除了番化的汉人很快重新归宗之外，又有大量的番人以及混血族群汉化。七年时间又多生了不少丁口，卫生条例的执行让境内的少年成活率大大提升，加上政权内部的稳定，吸引了不少来自高原甚至中原的移民。

在盛唐时期，出于逃税的需要，大量的人口转为隐藏户口，而在天策政权下，由于明户可以分得土地甚至牲口，而隐户在生活上会面临诸多不便，在现阶段纳税的利益损失远远比不上上户的长远收益，大量的隐户纷纷出现，再加上张迈与郑渭所做的户口工作比起盛唐时代更加细致，所以天策政权对户口人口的掌握还在天宝年间之上。

到三年前的天策四年，沙州有户三万三千余，口十六万七千人（这是河西唯一户口减少的州，原因在于人口迁出），瓜州有户二千五百余，口一万四千人，甘州有户七千四百余，口四万六千余，肃州有户五千四百余，口二万七千余，凉州有户两万八千四百余，口十九万七千余，兰州有户一万二千余，口六万三千多人，不算归附不久、尚处于半自治的河湟之地，再扣除掉屯聚于姑臧草原大营的职业军户，河西的凉兰甘肃沙瓜六州，共有户口约八万八千多户，人口接近五十一万。

到了今年若再普查一下人口，户口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不少——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能很快，但隐藏户口的挖掘以及移民的迁入是构成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张迈以此河西之地，再加上伊、西二州、新开河湟、朔方之地以及安西四镇和大北庭地区，便支持起这样浩大的战争，至于葱岭以西的河中地区，那里隔得太远，对战争后勤完全无法有直接的支持。而印度地区所占之地之于天策，虽无属国之名，而有属国之实。在现有的条件下，天策政权对于河中与印度都无法进行直接治理。

河西地区是天策政权最直接的统治区域，其经济地位在天策全境之内正显得越来越重要，连年的战争虽然带来了不少红利，但也使得河西地区常常仓无积粟，若不是靠着丝绸之路的商业哺乳，财政早就破产了。

即便如此，大部分的军队在战余都得从事农牧业生产，骑兵必放牧，步兵必种田，轮值防卫的守军一年要分成三拨，真正全职业、只训练不种田不放牧的精锐，整个天策政权下不超过一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