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提出的三种方案第一是围困战法。围而不打，直到东京城里缺衣少食，最终陷入绝境。此方案的好处在于能将中国军队的伤亡减少到最低，但弊端在于同样也将消耗国防军大量的物资，而且转运非常不便，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反而会使自己先乱了阵脚。

第二种方案为炮击日军主要阵地，也能使伤亡减少，但主战场将会放到城区，整个东京都会被打烂，将无法完成元首的交代。

第三种方案是将重点放在新桥，牵制月岛，迅速切断日军的联系。日本人如果想坚守下去，为了保护这条生命要道，必将在新桥附近与国防军决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来进入东京内城的大规模战斗将会被避免。但是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将有可能让国防军付出较大的伤亡。

张作霖把这三种方案比较了很久，说道：“副总指挥，我觉得既然元首有了决定，那么毫无疑问，只有第三种办法可行。”

47师师长王春龙也说道：“我同意张师长的意见。”

见部下的意见基本统一，吴佩孚点了点头：“那么好吧，采用第三套方案，由46师负责主攻，47师为预备队。”

这时在东京城内，气氛空前紧张，人人都在为“东京保卫战”做着最后的准备。但在东京西南角的一个小房子了，两个穿着和服，却说着中国话的人正在交谈着。

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的风云任务康有为和梁启超。

自从百日维新失败后，靠着当年两广总督李鸿章的庇护，两个人成功的跑到了日本，避免了和谭嗣同一样悲惨的命运。

“卓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康有为摸着自己的胡须说道：“没有想到现今中国的军队这么能打，竟然在一眨眼间打到了日本的京城。”

梁启超叹息着道：“是啊，这岂非正是我们当初的梦想，为了中国的强大而努力。我们没有做到，但那个李国勇却做到了。”

好像听到“李国勇”三个字康有为就来气，他轻轻拍了下台子：“不要说此人，当年若不是他和袁世凯，只怕我们的大事已成，哪还轮到他呼风唤雨，不可一世？”

做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的思想要比康有为开通一些。他最得意的学生，现在中华帝国的总参谋长蒋百里曾经与他有过一场论战。

1902年的时候，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

旋即，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一场大的论战就此展开。

蒋百里的好友问他：“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