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宗的要求令杨鹤感到神奇。

这个人身居西海，居然知道红薯土豆。

杨鹤知道哪里有红薯土豆，北直隶的皇庄。

近几十年，不乏有官员力主推广这两种农作物，但推广并不顺利，它们的优势并不大，所以种植最多的地方只能是皇庄。

作为新传入的农作物，人们对它们的接受能力远不比玉米，玉米是好东西，可以作为麦子的替代品。

土豆和红薯的产量都挺高，一亩地出个二三百斤问题不大，但这俩的产量很虚、因为水分大，一个人吃八两白面能顶一天，但吃半斤红薯，撒泡尿又饿了，把自己噎死也吃不饱。

同时也因为水大，不易储存，最关键的阻碍还是社会结构……地主不认这玩意。

要交粮了，地主把官斗往大院一摆，佃户推着小车运来二十五石麦子，再送上两只活鸡，非常简单就能让地主婆心满意足，真懂事，明年地还佃给你。

人家把官斗往那一摆，佃户哐哐往里倒上二十五石红薯，不说会不会被地主打死，肯定能直接完成从佃户到失地流民的阶级变迁。

石是容积单位，一官斗能盛十七八斤小米，至多盛十一二斤红薯，它还不顶饿、不好储存，放着放着就坏了，做成粉一斤原粮出不到五两。

营养搭配随吃随有是达官贵人的事，早在隆庆年紫禁城的鹅灰池就有烧炭的蔬菜大棚，但佃户要考虑的是种一年粮食能不能吃一年。

想让这东西当主粮，能打八十斤麦子的烂地，种红薯土豆得出三百二十斤才划算；打二百斤麦子的肥地，种红薯土豆就得出八百斤才划算。

崇祯爷家里皇庄的地也打不出八百斤土豆子。

除非在太湖那种极其肥沃的田地种上两季，出個一两千斤也不是没可能，但那边种水稻精耕细作能出六百斤。

在太平年景，土豆、红薯最大的价值就是歇地。

连着种主粮或经济作物，耗尽地力，如果想让地歇着，就种豆子，豆子能养地；但若不想让地歇着，就种土豆，因为土豆不能养地但也不耗地力。

当然这两样东西的优势也显而易见，在生活水平极差的地方，饿归饿、吃了瘦归瘦，但它能吊住命。

归根结底，还是旱灾来得太急太快，没旱灾和流贼影响的地方，种植传统作物更划算，有旱灾和流民影响的地方，种啥都晚了。

杨鹤在心中做了一番计较，平心而论，刘狮子的三个要求，陕西的贸易、兰州不修堡子、找点红薯土豆，都属于对天下有好处的建议。

想到‘天下’，而非‘大明’，就说明刘承宗那套大明药丸的理论，深入人心。

搁三年前这事儿没人信，但放在这会，大明局势最坏的崇祯六年，杨鹤隐约信了。

不过这事儿对杨鹤影响不大，完不完蛋他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即使朝廷必将完蛋，也不至于这么快，既然如今朝廷还在，他还是朝廷大员，就要勇于任事。

大明眼下最重要的几个敌人，后金、流贼、登州叛军都是谈不拢的，唯独西北的刘承宗，大战可以避免，有辽东的例子摆在眼前，大明确实打不起旷日持久的西北大决战了。

因此在递交给皇上的书信中，杨鹤毫无保留地陈述刘承宗三个要求，并将这场五帅丧师、痛失河湟的战役，归咎于陕西在粮饷不利的条件下封锁边防蓄意生事，着重提及刘承宗可以不与朝廷为敌，不要惹他。

不过刘承宗从兰州左近一百七十八家掠出五十万石粮食的事，杨鹤没敢给崇祯提。

他倒不是怕崇祯皇帝急眼了向刘狮子学习，也去抄富户的家。

关键是怕崇祯爷抄不到这么多粮失望，失望还好说，但失望之后抄家造成的不良影响到来肯定后悔。

崇祯爷一后悔，提议此事的杨鹤，多少得献颗陈年首级助助兴。

干脆就不提，谁爱提谁提。

书信经长城跑得飞快，四月初八送至京师，崇祯看着书信都傻了，三镇总兵被俘、三万大军尽没，就换来这个结果？

崇祯很气愤，因为封锁贸易并非是陕西私自行动，得到了朝廷默许，这是啥意思，自取其辱？

但另一方面，兰州修不修堡垒的事暂且不说，刘承宗要求互市并索要战争赔款两兜子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