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百姓的生活标准可以高也可以低，即使是牧民都有可能在其他方面自给自足，唯独盐不行，无法自给自足。

盐是人维持生命的东西，任何一个官府都需要控制盐产地，这是就连土司都明白的道理。

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对盐的需求都不大，日常所需一年有个几斤就够，所以百姓对盐的价格变化并不像粮价变化那么敏感，这中间就藏着暴利。

这种特性的存在，盐成为朝廷很好的税收支柱。

在明朝，盐税是占比第二大的收入，仅次于粮税。

而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盐税改革，使盐税收入占到了总税收的一半。

刘承宗过去没接触过这些，对此并不了解，但杨鼎瑞很清楚这些事。

从朝廷的角度上，税收是必须的，还需要多收，但如何薅出最多的羊毛，只听最少的羊叫，就是进步。

杨鼎瑞并不认为刘承宗在康宁府七县要进行的改革是进步，尽管他要给予奴隶自由人的待遇，分给土地，但这最多只能叫好人好事。

自己硬挺着难受，去给别人谋福利，那可不就是好人好事嘛。

杨鼎瑞认为刘承宗要做的进步，不是当个好人，而是要建立一个进步的朝廷。

过去在陕北，当个好人就够了，把抢来的土地也好、粮食也好分给别人，就能换来贫苦百姓饥军的追随，卷着人去打仗，活过一天算一天，在当时是正确的。

但到了这，有了稳定的地方，要考虑长治久安的问题。

“盐铁必须专营，而且我认为此时还不是大规模推广纸币的时候。”杨鼎瑞说：“我们的银太少，此时推行纸币，能捞一把快钱，但于长治久安无益。”

杨鼎瑞说着露出笑意：“等白银多些，可以尝试推广狮子票，毕竟要推行一种货币，包括官府在内各方都不得拒收这种货币。”

收税收上来狮子票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们白银储量太小。

这着实令刘承宗感到好笑，就在一年前他们刚到俱尔湾，他还因坐拥三十万两白银而沾沾自喜，没想到不过一年，三十万两白银就啥也不是了。

主要还是西征夹裹的部队太多，若只有刘家兄弟本部两营，这笔钱本该足够发五年的军饷。

如今杨鼎瑞一说，刘承宗就明白他说的货币时机在哪。

货币的准备金和信用缺一不可，没有准备金，这种货币就无法对抗风险；而没有信用，百姓就不会愿意使用。

大明的宝钞前车之鉴就在那，一没准备金，二收税还不收宝钞。

现在摆在刘承宗面前的问题也一样，他需要准备金，而且收税需要收票子，但如果收上来的都是票子，白银储量不变的情况下，票子也迟早会超发。

他要面对的不是仅仅俱尔湾上万军队，而是统治范围内至少二十万百姓，而且这数目还会随掌控这片土地的时间而增多。

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要从此开始。

杨鼎瑞道：“而且设立盐法还能解决一个问题，从北向南运银的问题，只要掌握这里的盐场，就能把盐变成白银，我们让百姓富裕，百姓就能给我们纳更多的税，这是进步的关键。”

“这是个好办法，囊谦周围的几个盐场如今都在我手上了，只要制定好法度，立刻就能开工。”

刘承宗抬手道：“不过要算好晒盐匠的工钱。”

康宁府的盐场集中于囊谦县，这些盐让囊谦成为周围最大的市场，但并没有让囊谦王为之富裕。

因为周围几个大盐场过去都在根蚌寺名下，唯一一个不属于僧人的盐场，头人每年给囊谦王多上些贡，很难在财富上起到质的变化。

反正挺奇怪，分明坐拥周围最大的食盐产地，既没富裕统治者，盐还卖得挺贵，也没让百姓得了实惠。

“工钱？”

杨鼎瑞摸摸下巴，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他们以前是怎么算工钱的？是交纳盐税的私营盐场，还是向外卖盐的官营盐场？”

刘承宗摇摇头：“没有盐税，熬盐的不是百姓是奴隶，年薪三百六十五个糌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