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瑛在纸上描勒框架，偶尔转头参照杨婉的图纸，声音不大，也很平静： “其实，虽然你将才那样说，我愿意听。但事实上，我不希望杨大人帮我。这个时候，他最好的是和白尚书这些人一起面对我。对他来讲哪怕回避我，在内阁眼中都是不对的。”

杨婉看着他不过半刻就模出了她画得乱七八糟的图样，“你这样说……到底是在为谁着想。”

这个问题好像过于具体了，并不适合在研究里进行设问。

毕竟人是一个历史性的个体，大部分的决断都和他自身的身份立场，社会关系相关。

杨婉并不希望他认真地回答。

但邓瑛却停下了笔，望着笔下图纸认真想了一阵。

“我的朋友不多，认可的人也不多。不说是刻意为了他们，是到现在，我本身……”

他说着顿了顿。

墨汁已经渐渐在笔尖凝滞，他低头将袖子又往上挽了一折，探笔刮墨，“我本身已经无所谓了，所以我想做一些我自己还能做到的事情。我如今担心的是三大殿的工程浩大，涉及账目众多，老师已经归乡，我不知道，这么多年里，我和老师有没有遗漏之处。”

“如果有呢。”

杨婉追问。

邓瑛笑笑，弯腰落笔继续勾画，“那就像你说的，抗着。”

说完，忽觉脚腕上的伤传来一阵冷痛，他不得不闭眼忍了一会儿，有些自嘲地笑着自问：“不知道抗不抗得过去。”

“能的。”

邓瑛侧身绕过杨婉的背，去拿她手边的镇纸，接着问她：“你怎么知道。”

怎么告诉邓瑛呢？

因为贞宁十二年的春天在历史上风平浪静，一片空白。

司礼监仍然如日中天，内阁无波澜，杨伦，白焕，白玉阳这些人也没有经历任何的官场沉浮，所以，根据现有的情势，在这一段空白背后，邓瑛做了什么选择其实并不难推测。

杨婉事后在记这一段笔记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点不忍下笔。

她可以记得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