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瑛一直是和王振，汪直这些人划归在一处的明朝奸宦。

学界对此人的定性，早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就已经形成，后来的学者也大多沿袭这种观点，在各自的角度上不断延申。

但杨婉不认可。

她以杨伦对邓瑛的评价为突破口，一直试图从已然很严谨的史料和论述里寻找这个人真实的生息痕迹。

他在建筑上的造诣，他在内宫的生活，他为人的信念……方方面面，既有对前人的补充，更多的则是颠覆。

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工作，她一个人搞得特别孤独。

写《邓瑛传》的时候，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和整个学界的观念对抗。

书稿被毙掉了一次又一次，大论文在送审前后也是几经波折。

好在，她最终坚强地毕业了。

和很多躺着在学术怀抱里蹬腿儿的女博士一样，这个自虐的过程让杨婉尝到了和纸片人隔世交流的终极乐趣，而邓瑛的人生也因此快被她扒得连底裤都没了。

杨婉也认为，此人的官场沉浮，人情交游，应该已在书中面面俱到，只可惜缺一段情史，虽在各种不靠谱的文献资料中艳影绰绰，却实在无真相可寻。

对此杨婉有遗憾，老天似乎也有遗憾。

于是在《邓瑛传》出版的当天，杨婉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很朴素地穿越了。

贞宁十二年，正好是《邓瑛传》开篇那一年。

杨婉在第一章 如下写道：“贞宁十二年是大明历史上极具转折意义上的一年，内阁首辅邓颐斩首，宛如长夜的大明朝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很难说邓瑛的人生是在这一年结束的，还是从这一年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