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时，所得税的纳税户仅占全国总户数的1，其收入占联邦税收的比重也仅为5。

由于一站急剧增加军需，所得税作为良好的筹资工具开始发挥作用。

1913年所得税收入只有035亿美元，到1920年就达到49亿美元，7年间增加了100多倍。

战后，所得税不但没有削减，反而呈上升趋势，每年都在提高。

这不？1924年才刚开始，就已经在研究明年提高税收的事情了。

丑国是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实行联邦、州和地方（市、县）三级征税制度，属于彻底的分税制国家。

换句话说，大西洋城的税制完全可以自行决定。

这件事于管理委员会有益处，且事关下个年度大西洋城的整体财政收入，所有的提案不出意料的全部通过。

原本计划1个小时的会议，20分钟就开完了。

散会之后，正好碰见马菲特进来，对方招呼了一声：

“开完了？去我办公室坐坐？”

“有事？我这还有一堆文件要签字呢。”

“回头再说，有事找你。”

没办法，跟着去吧，刚进屋就见马菲特拿出一瓶‘野牛’，这帮家伙真是嗜酒如命啊。

“大西洋城需要自己的标志建筑，我需要你的支持！”

标志建筑？黎耀阳错愕。

他意识到马菲特的疯狂，也意识到这个年代的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肆意妄为。

其实他有这个想法并不难理解，别看现在经济在下滑，但经历过前些年战后疯狂期的丑国人，似乎还未接受经济下滑这个事实。

对于绝大多数丑国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经济条件大为改善的时期。

在他们眼中，丑国许多企业发展壮大，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大多数丑国人的工资提高了，许多人有了足够的钱去购买新商品。

经济实力的强大使得丑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后世，提起20世纪20年代，人们会说那是个令人激动的时期，历史学家把它称为“喧嚣的20年代”。

对于数百万丑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年轻的丑国士兵从欧洲战场归来时带回了许多新观念，因为他们在欧洲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他们面对过死亡，感觉人生在世要及时行乐。

而这些年轻的丑国士兵回国后不愿意默默地接受家庭和乡村里传统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们想要尝试一种新的生活。许多丑国青年男女开始向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留下的一些传统提出挑战。

例如，一些年轻妇女开始尝试穿新式服装，她们不再穿那种不显身材的连衣裙，而是穿质地薄一些的、能展示腿部线条的裙子。

许多年轻女性还开始抽烟。

从1918年开始，丑国烟草产量增长了一倍多。

许多女性还破天荒地开始在公共场合与男人一起喝酒，一起听一种新的时髦音乐--爵士乐。

年轻人跳起了狐步舞、查尔斯顿舞和其它新式舞蹈，他们在舞池中跳舞时不再是相互离得远远的，而是紧紧地拥在一起。

至少对于一些丑国人来说，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革命性的。

人们公开讨论那些他们的父辈祖辈视为的话题。

在畅销书和时髦节目中，出现了未婚母亲和同志的题材。

发展壮大的电影业拍摄有关未婚男女通宵派对的电影。

还开始讨论弗洛伊德和其他新生代思想家们有关“姓”的新理念。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股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丑国女性的日益独立。

1920年，丑国通过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妇女在一站期间参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