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各种以地域、宗亲为基础的社团就出现了。

而且这些会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六大公司。

六大公司后更名为中华公所，后来成为长期控制丑国华人社团的幕后机构。

最初，这些团体还只是互助性质的组织，主要帮助新来的华人解决食宿、工作问题，偶尔顺便帮遇到麻烦的人打打官司。

但是很快,一些野心勃勃的社团首脑就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而这些社团则随之异化为血腥嘿帮。

老实巴交的华夏苦力剪下辫子，戴上礼帽，从此变身心狠手辣的帮派分子。

对于活在《排华法案》阴影下的华人来说，生存是唯一的法则，而非选择。

当华人被系统性地排除到主流社会之外，留给他们的机会便少得可怜。

当淘金热褪去、太平洋铁路竣工，只有那些最低贱的工作才是缺少资本的华人的栖身之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苦力，洗衣房是华人为数不多能经营的合法生意。

即便是这样一个勉强糊口的生意，嘿帮同样要插手，常见的手段就是让临近的几家洗衣房大幅降价，直到新来的洗衣房受不了价格战，屈从于嘿帮的控制。

同时，1875年的《佩吉法案》名义上是阻止亚洲女支女入境，但实际操作中彻底堵死了华人女性进入丑国，这也让唐人街沦为单身汉社区。

之后的《斯科特法案》又阻止离境的华工返丑,这让不少华工彻底断了回国的希望。

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年华人嘿帮只要掏出500刀乐，就能招募一个提刀赴死的杀手了。

有限的“市场”对嘿帮自己来说也意味着残酷的搏杀。

安良商会的王安良对当时的华埠来说就是土皇帝、地下市长一般的存在。

但他也不是完全没对手，为了争夺领地，双方带领各自的马仔在华埠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械斗，前后持续近二十年，每次都以数颗人头落地画上休止符。

为了打垮对手，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大砍刀将对方的小弟大卸八块，双方都各自悬赏数千、数万美元取对方的项上人头。

一部分人甚至不惜借助司法机构的手从外部整治敌人，而作为反击，安良商会每被查抄一次，就宰一个对手的人作为陪葬。

虽然他们有着同样的黑头发、黑眼睛与黄皮肤，说着同样的家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