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作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问：“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他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一九四一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去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光，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象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象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式坐下去。

有一个长辈说：“这是急惊疯迷住心窍了，别打扰她，让她慢慢缓醒过来就能好。扰动了还怕作下病。”

有人给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给她手里塞上块熟地瓜，大家叹着气、擦着泪走开了。

她就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月亮高过树顶，三星半晌午。她刚刚感觉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战，远处传来一只狗压抑着发出的呜呜声，仿佛有一团灰白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闪了过去。

“老黄？”她下意识地说了句，就轻声喊了起来“黄！”随着这声叫喊，那团灰色从黑地里箭似地朝她扑了进来。那狗呜咽着，摇着尾巴，把两个前爪搭在她肩上，把头拱到她胸前，“呜呜，呜呜”嗅她、舔她，象有说不完的话。她一把搂住它，哇哇大哭起来：“老黄、老黄，就剩下咱们俩了吗？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搂着狗，一边叨念着，一边掏出剩下的半个饼子，掰着喂进它嘴里。

“老黄啊，这些天你藏在哪儿了？瞧把你饿的，肚子都瘪了！”

她伸手抚摸它的肚子，触到一件光滑坚硬的东西，打了个寒战，立即清醒、警觉起来了。那是个小竹筒，用丝绳拴在黄狗腰上的。去年扫荡时，鬼子来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进竹筒里，拴在老黄身上，把老黄打出门去，逃过了鬼子兵的检查。这竹筒怎么又拴在老黄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发硬的东西塞在里边。这一定是爹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犹豫，站起来，唤着老黄就往下个交通站所在的村庄走去。路过村西头，地主吴善人正骑着大骡子，由扛活的跟着从城里回来，看见高柿儿，叹了口气，对扛活的说：“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闪下个小丫头孤苦伶仃，可怜！”

“放屁！”柿儿一腔子怒火，轰的一声爆发了出来。“给鬼子汉奸出钱粮、舔屁股才可怜！”

吴善人吃了一惊，看看柿儿，摇着头走了。柿儿冲着他后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运河边上另一个交通站墙外，扔进一块砖头，学了几声猫叫，门吱的一声就开了。这站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柿儿叫她婶子，早和柿儿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见，把眼睁得老大，象是不认识柿儿了。她挓挲着两手站在一边发愣，眼泪却顺着腮边往下滚。柿儿进了院子，等她拴上门，连忙从老黄身上解下竹筒来交给她。她从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马上把柿儿抱到了怀里。

在这里，柿儿才知道上级已经找她好几天了。因为叛徒出卖，日本鬼子扫荡的第一天就包围了她家。那时她父亲已经带着文件离开了。只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动。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双手倒绑吊在梁上，房上浇了汽油，点起火来。

她爹已经跑出了合围圈，可是叛徒领着鬼子骑兵追上来了。他负伤之后匆忙把文件塞进竹管，拴好在老黄身上，自己跳进了还没冻硬实的运河汊子里。

组织上知道了两个老同志光荣殉国的消息，鬼子刚撤走，找到他们的遗体埋葬了。要把柿儿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可是不知柿儿在什么地方。

现在柿儿自己找来了，婶子要带她上根据地进学校。可是柿儿说：“打鬼子报仇要紧，上哪门子学？你跟上边说说，叫我也当交通吧，带上我的老黄一块。我爹以前这么答应过的！”

不久在组织部门的登记册上，原先写着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贴了一块白纸，郑重写上：“姓名，高柿儿；性别，女；年龄，八岁半；职务，交通员。”何婶子家的户口册上也加了名字：“养子，四儿；性别，男。”婶子的丈夫，在别人没见她之前就给她剃光了头发。从此人们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满身野气，无冬论夏地往返在运河两岸官道上，身后跟着一条狗。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来，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八相情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发了出来。

到文工团头一天，就碰上这么个娇小姐，就听见她说屁话，高柿儿一肚子不高兴。以后就越看俞洁越不顺眼，成了她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