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游，须另找去处。最出名的去处有城西的钓鱼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这几个地方为何出名呢？原来土城地旷，便于架起柴火来吃烤肉；钓鱼台开阔，可以走车赛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了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过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乌世保要去天宁寺，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他那里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鱼，九城闻名。
乌世保请的寿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此人做过一任小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他弦子弹得好，不仅能伴奏，而且能卡戏，特别是模仿谭鑫培、黄润甫的《空城计》，称为一绝。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请堂会总有他。他也每请必到。他生计窘迫，不接黑杵，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脱境界！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替古玩店与宅门跑合拉纤，从中挣几个“谢仪”。这事儿看着轻巧，其实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二要有信用，出价多少，要价高低，总得让卖主知足，买主有利可赚，成破都不能离大谱。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处，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因为干这行的全凭“信誉”，一被人看不起，就断了财路了。
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已是未时末申时初，夜宴上座的时候。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出门拐弯，走到了胡同北口。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寿明没防备，叫车辕刮了个趔趄，还没站稳，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搧了一嘴巴。乌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还敢无理！”这时车帘掀开，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挡了老爷的车道，打！”
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扭过头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东庄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这徐焕章的祖先，是带地投旗的旗奴，隶籍于它撒勒哈番乌家名下。这样的旗奴，不同于红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粮，三节到主子家拜贺，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并不到府中当差。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老妈下人，过的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但主子若有红白大事，传他们当差，可也得打锣张伞，披麻带孝，躬身而进，退步而出，抬头喊人主子，低头自称奴才。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一份荣耀。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往往张口就是：“你们这也叫当奴才？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主子一咳嗽，这边唾盂递过去了，还等吩咐？主子传话的时候，哪一句上答应‘嗻’，哪一句上躬身后退，都有尺寸管着，能这么随便吗？”
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骨节儿！”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作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级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脱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八国联军进城头三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徐焕章知道底细，没敢出门。乌世保是正白旗，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徐焕章一路走来，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写“大日本国顺民”字样。自家门口，只见也挑了幅白旗，却没写字。到家之后，问起原由，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日军就视作义和团拳民，任意杀戮。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但有的户无人识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顺民”帽子，便只挂旗不写字，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徐焕章听后，连连摇头，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他爹听了，忙拦阻说：“别价，太后跑了，八旗兵撤了，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咱能顶的住鬼子的洋枪吗？”徐焕章说：“我不是要撤下来，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他女人说：“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国奴的字据！”徐焕章说：“住口！我们这谈论国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门把白旗解下，扔在了书案上。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就研好墨，润好笔，展开自旗，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顺民の家”，挂了出去。这招牌一挂，立刻生效，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那时全北京城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国人，实在比三伏天淘换两个冻酸梨当药引子更难办。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安民公所”，正寻找“舌人”，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个白箍，上边写“大日本军安民公所”，盖了关防。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杀乱党，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对没门儿，就交给这维持会一项任务，要他们探听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王公大臣们的行踪和品行，以便发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也是该当徐焕章发迹，这区内住着一位铁帽子王，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现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善耆跟前一个戈什哈和徐焕章住邻居。这天徐焕章从维持会回家，路过这戈什哈门口，看到那人在院里槐树下放了个小炕桌就着黄瓜喝烧刀子。他看了一眼，并没在意。他走过去后，只听背后咣噹一声急忙把大门关上了，这才引起他警觉，心想：“这小子不是随肃王保着太后跑陕西去了吗？怎么突然显魂了？”想到这，连家门都没进，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门口，用手把门拍得山响说：“沙二爷，开门！”
这位戈什哈，去年夏天因为自己老婆往徐焕章门口扔西瓜皮，和倒洗衣裳水被徐焕章老婆骂了几句，他曾到徐焕章门口寻衅打过徐焕章他爹一个脖溜。这次回来一听说徐焕章发迹了，当了通司，先就有几分胆怯；偏偏刚才喝酒忘了关大门，被徐焕章看见了，又加了几分不安，所以赶紧关上了门，门关好后往回走了几步还不放心，又回来扒着门缝往外瞧。他刚一伸头，徐焕章正好用劲来拍门，几声山响，先吓走了他三分锐气。等把门打开，一见徐焕章那一脸假笑，干脆把为王爷保密的规矩全忘，只记得讨好姓徐的，以免遭其报复。于是问一句答一句，便把肃王奉旨回京议和的事全交代清楚了。
徐焕章第二天恭恭正正上了个密札，告诉东洋人善耆从西边回来了，正躲在府里抽大烟。日本人为这赏了徐焕章十两银子。这善耆正是日本人要物色的理想人物，他不光爵高位重，提倡洋务，而且特别跟日本有渊缘，有名的浪人川岛浪速，和他素有交往。日本占领军得到徐焕章的情报后，立即找川岛拉线，派安民公所总办柴贵亲往肃王府拜会，从此打下了今后几十年善耆一家为日本帝国效劳的基础。善耆为日本军队出的头一把力是由他出面推荐介绍三百名步军和绿营兵，为安民公所组织了一个“巡捕队”。日本人就把徐焕章派在巡捕队办文案。后来八国联军撤兵，善耆就以这个汉奸队为基础办起中国最早的警务来。
乌世保在八国联军占领时，被抓去埋死尸，曾经碰见过徐焕章。只见他头戴凉帽，身穿灰布长袍，胳膊上带着白袖箍，手提大马棒驱赶中国人抬尸体挖坟坑。他想招呼一下，求徐焕章说句话把自己放了，可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并且故意转过脸把帽子拉低躲过徐焕章的视线。他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他宁可皮肉受苦，也不愿叫大伙知道这驱使自己的人原是自己的奴才。当时他咬咬牙忍住了，今日一见这火又勾上来了，何况撞的是他的朋友？乌世保提高嗓门，慢悠悠地问：“我当是谁呢？徐狗子呀！你好大威风？”
徐焕章转头一看，不由得吸了口凉气儿，暗说：“有点崴泥！”这不是在巡警衙门，是在大街上，大街上还是大清国的法律，要叫他兜头盖脸骂一顿，往后怎么当差管事在人前抖威风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把事情化了，有什么章程回自己衙门再说。想到这儿，就满脸堆下笑容说：
“哟，主子爷，您吉祥！”跳下车来就打千，“奴才瞎眼了，奴才罪过！”
这时闯祸的车伕和听差赶紧躲开了。寿明见坐车的人请安赔礼，是自己朋友的奴才，也就不再发作。忙说：“不要紧，没碰着，走吧！”偏巧凑来看热闹的人里边有几个人认识徐焕章，早已恨得牙痒痒而找不着办法报复他，一见这机会，可就拾起北京人敲缸沿的本事，一递一句，不高不低在一边念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