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正为尚书左仆射，刘巴为尚书右仆射；

以董和为中书左仆射，国渊为中书右仆射；

以诸葛瑾为门下左侍中，张松为门下右侍中。

其余各部尚书，也都是依次递补，包括礼部尚书兼宗正的刘德然（刘备的堂弟），使部尚书徐庶、文部尚书管宁，

吏部尚书邓芝，财部尚书糜竺，民部尚书黄权，

工部尚书张裔，兵部尚书庞统，刑部尚书杨洪，医部尚书张机。

这套全面整顿后拿出来的新班底，比原先的老班底多多少少实现了年轻化，刘备估摸着够他这辈子用的了，很多说不定还能留给后人，也便于百年之后的权力平稳过渡。

……

大汉提前结束乱世和战争、让历史上那些因为大规模屠杀和尸体处理不及时而爆发的瘟疫，被遏制在了萌芽阶段。

让不少原本因为瘟疫而早逝的名臣猛将，延续了发光发热的时间。

不过，自然规律终究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汉末原本的大瘟疫，根源在于“原本南北交流较少，所以南方人才有抵抗力的疾病，北方人接触不到，反之亦然”。

那么，只要南北交流扩大，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随着瘟疫的阵痛。

这一世，因为大汉越来越重视商贸物流建设，诸葛家族为代表的民营大宗货物物流巨头们，有数以千计的河海转运船舶在大江大河南北各处周转。

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带来了“大规模人口的数千里往来迁徙”，也是丝毫不比历史同期的战争调度少，甚至距离还更远，还有去到扶桑、三韩、林邑、旅汉的。

当地的疾病也免不了会带回中原，也肯定会导致一些人口下降。

无非这种人口下降不像几十万人厮杀的千里远征那样会集中爆发，而是慢慢分批缓释。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度医疗资源，防止卫生系统被挤崩，才没大规模出现失控瘟疫。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

所以总的来说，这段时间国家经济虽然在始终高速发展恢复，但那几年里国家的人口增长却不明显。

早在202年刘备刚统一中原时，天下人口2800多万。后来207年征服扶桑三韩、靠兼并新增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3100多万。这部分增长出来的人口，三分之二是来自于新征服，只有三分之一是汉人自己生育多出来的。

但是又十年过去了，中间还兼并了漠南草原和东胡草原上的外逃汉人和投降的鲜卑乌桓，到217年的时候，大汉人口依然还只有3200多万。

十年里才绝对增长了100万人，就算考虑上对草原作战时的军民伤亡、生育减少，这个数字也是有点不正常的。

也就是说增长几乎都来源于新征服，自身生育增长几乎没有。

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商贸提前发展，华夏大地提前进入了南北人口大流动环境”，导致的疾病流行人口死亡加速。

但这个代价，是任何国家从“安土重迁、封闭管理”的传统模式，向近代迁徙社会转移过程中，都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也不能指责任何统治者。

另外，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民族也不是完全没得到好处。比如虽然十年人口没怎么涨，可人民的身体免疫力却是实打实提高了的。

十年前南方人的身体对北方病毒没什么抵抗力，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北方来的人，也没机会被传染。

北方人也是同理，之前一遇到华南地区的“瘴疠之气”就直接热带病毒倒了，十年交流下来之后，北方人哪怕足不出户，多多少少也对瘴气有点免疫力了，绝对不会再出现演义里“五月渡泸”时的瘟疫惨状。

当然，凡事都有一个过程，以诸葛亮改善后的交通基建水平，十年时间还不至于让全体大汉子民都得到这方面的好处。目前只能做到“南北方各大主流枢纽都市周边的百姓，身体的综合免疫水平提升了一级”。

比如南方的成都、襄阳、武昌、金陵，北方除了东西两京，还有邺城、蓟城，这八大都市的市民，基本上做到了南北流行病都多少有点抗元，都遇到过了。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封闭自然经济圈子里，绝大多数人口依然没有遇到千里之外疾病的机会。

在“南北病毒免疫交流”的自然过程中，大汉的卫生系统建设和医学发展，也得到了相当的进步，既有理论总结上的，也有实践经验上的。

名医出身的张机，也做到了李素为他新设的一个部的尚书职位，让大汉中枢朝廷的部数突破了十个部，新设的这个就专门管医疗卫生公共健康。

这一切，都是在逐步打好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基础，等大部分国民消化了更广大疆土上遇到的新病毒、都建立起群体免疫，才能进一步往外扩张地理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