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杂剧和南曲的区别,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不过虽然杂剧也叫北剧，今南也多有做杂剧者,这面的区别之处原本有许多，最主要的一点是唱腔、曲调、乐器的不同,南调多是乡曲,而且因为常在村镇传唱，讲究的是错用乡音，有乡镇戏班子,会把曲本子用本地的方言重新改一押韵的词句，以此来取悦那不懂官话的观众，而北腔取材也多来自北地的民歌,风格相对更加雄健，不南调婉转多变。

这种音乐风格的不同,又延伸格式的不同,杂剧往往是一本四折,《厢记》那样五本二十折的巨着相当的少,而南曲是用‘’来计算,一一,随作家的安排而定。数百年前,杂剧还只有旦角、末角开口唱，余一概不唱，只做宾白,不过今的南杂剧也没有这个讲究,许多杂剧也有男女轮唱，配角合唱，曲调,也兼用南北曲调，不再执于南戏只用锣鼓伴奏，也是引入杂剧的弦乐伴奏。更有甚者，临川派的《牡丹亭》，格式、曲调均灵活多变，南北兼用，一俟演立刻风靡大江南北，是此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流派。

而以沈家为首的吴江戏曲，则是严格应用格律，音调中的起承转合，该用几个字便用几个字，该用什么韵便用什么韵，格式工整别有美感，南边的戏班也有许多推崇吴江戏的，二者并称一时，不过，就题材来说，南戏的题材还是局限于情情爱爱的多，许多都是说少年男女的婚姻之事，所以卓珂月受到这股风气的影响，一开始就想写一段破镜重圆的戏码，根源实在于此。

张宗子挑个农『妇』做主角，卓珂月的压力本来就比较大，以他的阅历，实在想不有什么风月故事合适这样一个农『妇』，而若是安排别的题材，道理来讲，就应该用北曲，因北曲中有许多曲调雄健厚浑，适合做公案剧、军旅剧和宫廷政治剧的配乐，南曲则多缠绵悱恻，气质和这个农『妇』不太合适——只卓珂月对北曲研究并不深刻，他的信是很低弱的，归根到底，他还是更习惯于写女儿家你侬我侬的思，说是『淫』词艳曲不合适，用张宗子转述谢六姐的说法，“这鸳鸯蝴蝶的东，和百姓的生活很远，不是我要的那种。”

“六姐要的是什么呢？第一，她要好懂的，第二，她要贴近百姓生活的，最好还能起到一点教化作用，譬说让女子读书之类的，第三，她要好演的，对戏班没有太多的要求。”

张宗子也不是完全自己萌发‘白话剧’的想，也是从谢六姐的谈话中得到的概念，“六姐说，仙界有一种剧，便是从到尾没有唱，大家都是在宾白，讲一个故事——有甚至连一桌二椅都不需要，完全是空手来演。她问我能不能写这样的剧来，我说那恐怕不行，只说不唱，那不评话、弹词么，有什么区别？她说那就算，先写能写的。”

“只我这一阵子想，却觉得她的想是有理的——六姐是想以要搞乡镇巡回剧团，这是她和我亲口说的词儿，既然是乡镇，且又巡回，你可想到，中到底需要多少戏班？你我都知道，今的新本子，多是仕宦家自己养的戏班儿排练，那乡下的戏班，一辈子只唱十本戏的情况太常见。为何？便是因为新曲难练，新调难唱，观众也未必欢喜。”

“便是老戏班子，也是这般作难，我们这新拉起来的那么多戏班子，让他们去什么三弦五乐，拉长声音吊嗓子念宾白，能办到吗？恐怕是办不到！”

张宗子说得兴奋，不由得站起来挥舞双手，斩钉截铁地道，“这种乡村剧，便连宾白都不要有，就完全是白嗓子、白话！曲子虽然写来，但只做配乐，戏班子能奏，那便奏，若是不能奏那就不要奏，总之一切以方便为主，何能让乡村剧好演、好看，便用本地的土话来说也不妨事，那便何来。”

这样写来，那还能叫戏吗？卓珂月一时不由瞠目结舌，但仔细思忖，又觉得张宗子说得有理：比今的杂剧南戏，不必说，己方是一定不比沈家彩的，莫若另辟蹊径，去写一种全新的东，或许还能得到六姐的赞许。再者，的确怎么想也都觉得这种形式更容易讨六姐的好。虽然这也有过于谄媚的嫌疑，但政审分的压力摆在这，便不由得他们不迎合意。

毕竟，卓珂月也有许多想买的东，他也不愿只做个扫盲班教师，若是能被聘入类似于翰林院这样的地方，专做戏曲，那这份职业倒是比考科举做官还合他的意呢。

“此……”他便也感到思路有打开，不过因为这是全新的东，什么都得边想边写，又不知为何莫名地亢奋——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新东！

他的语调也不太肯定起来。“取材便不从村的生活取材……宗子，我前阵子下乡去教书时，见到路边有一对父女正在争吵，却是父亲有老脑筋，不愿按买活军教授的那般，将棉花和大豆、麦轮作，他女儿便站在一边责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