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女娘们也形成了默契，正因为男性亲人做出了让步，让她们拥有了原本没有的东西，所以她们一定要在其余的地方更突出地表现自己的美德，如此才能证明，她们享有的这些特权，是应得的，并没有被赋错人，她们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势必将更为苛刻，这是交往中存在的分寸感——而我将它看成是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鸡贼。”

张少爷已经有些跟不上了，李先生默默听着，流露深思，徐先生看了沈曼君一眼，苦笑中带了一丝长辈的关怀，这些话自然是很不中听的——而沈曼君呢，她骤然抬起头来，眼中冒着火光，似乎是终于按捺不住，要和谢六姐争辩起来了：不论谢六姐如何贬低她，她都可以忍受，但对家人的侮辱是无法容忍的。

“你现在似乎很生气，但内心深处，你知道我说得没有什么错。”谢六姐却依旧相当的冷静，她的声音似乎没有一丝提高——尽管她说出口的话语是那样的刻薄和冷酷，“儒者，齐家、治国、平天下，既然修读圣贤之书，秉持圣贤之道，为何寄情戏曲诗词，远离朝廷纷争？为何又接受诡寄、投献，诈脱朝廷赋税？虽说沧浪之水，有清浊之分，但即便如此，也该独善其身，而不是随波逐流，寄予田亩之上，只做与国无用的所谓才子佳人？”

这句话的调子极高，而沈曼君不由亦抗声道，“家父一生清廉、俯仰无愧——”

“那你家收没收亲戚的投献？”

沈曼君便紧紧地抿着唇，无法反驳了——沈家的确是收投献的，那便是帮助偷税，要再辩解这是因为朝廷赋税过重，这就没完了，毕竟这也不是违法徇私的理由。

谢六姐端详着她，仿佛宣判般冷然说，“像你们这样以君子自命，工于诗书的小地主，脑子是被框得最死的，也是最鸡贼的，采取的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态度——利用国家优待儒生的政策，寄居于田产上，从出生到死亡，从未想过自己劳作得食，因为这是极不体面的。却又不能完成和国家的交易——国家优待儒生，免去田亩的赋税，并不是要奖励儒生会考试，是因为儒生不管有没有功名，如果能如圣贤典籍一般为人处世，为国为民，国家万不至于堕落至此。你们家个个儒生，都做到了么？”

“既享受了国家的恩惠，却什么都不做，这就等于是在挖国家的墙角。倘若对自己的违约有认识，也就罢了，却又没有认识，还以君子自诩。为了得到道德上的满足，便以‘安贫乐道’自诩，仿佛贫穷便是这种违约的遮羞布，一个人若能安于局促的生活，而继续着文艺创作，便是拥有远大的志向和高洁的品德。”

“这就又混淆了自我娱乐和奔走治国的区别，为了粉饰自己，甚至还进行了种种道德上的美化，完全局限在君子的框架里，将所有为了改善生活而奔走的行为，打为‘蝇营狗苟’，斥为‘钻营’。而有一日倘若国家倾颓了，便一死了之，又或者弃世不出，沦为遗老隐民，似乎以这样廉价而无用的死亡，成全了一生名节，从此便成了合格的君子。享受了一辈子的好处，挖了一辈子的墙角，自我感觉却始终很良好——这就是小地主阶级的局限与虚伪。”

“仔细想想，这和才女的逻辑似乎很像啊，你们分明在享受着外头社会不允许的特权，却以自身的美德对此进行装点，仿佛这是你们应当享有的，而越是如此，便越要对自己的名声和美德紧抓不放，因为你知道，一旦在道德上有一丝瑕疵，便很可能会影响一家其余女眷享有的特权——我觉得这种行为的确挺鸡贼，不但是诡辩地将美德和特权联系在一起，进行诡证，而且还有点自私，有点又当又立。”

又当又立是什么，沈曼君万幸是听不懂的，即便是这些能听懂的，杀伤力也足够强了，不论是沈家还是吴家，在政治身份上，没有能和谢六姐媲美的，这使得她丧失了所有能反驳的立场——谢六姐当然是个无可辩驳的实干派，这是她亲眼见证的，沈曼君不得不承认，谢六姐就属于自己看不过眼就直接上了的那种人，虽然她完全是风雅的反面，但谢六姐对百姓生活的改变的确比沈、吴几家要大得多。这就使得她有身份对才女们发出质问，如果你们的美德真的如此高洁，以至于越出了社会对女子的普遍认识和限制，那么……你们为何没有给身边人的生活带来一点好的改变呢？齐家治国，这不正是儒学美德的核心吗？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逻辑自洽闭环的禁锢，也让你们在改朝换代时，下场往往最惨。大地主、大官僚，结局往往要比你们好得多了，因为他们只是把儒学当做了装点门面的工具，他们是你们这些不得志的君子最看不上的小人，但他们的心理负担更小，精于利益交换、两头下注……张家少爷来了这里就不走了，他还要做编辑呢，我看他家里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而沈娘子你呢，却盼着回到从前的生活里去，在那里完成你心中应有的轨迹——不会引起任何非议，没有任何变化，不会影响到给予你这些特权的家人，对于周围丝毫都没有改变的轨迹。”

“……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