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战争，他却等来了自己的更年期。更年期过早地降临到不幸的父亲身上。那时，父亲刚五十出头，这和他常年得不到舒展的心情有关。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脾气暴躁，极易激动，也爱发火，哭哭笑笑，喜怒无常。他对自己性情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母亲也没有心理准备。许多年以后，母亲才发现那几年正是父亲的更年期。父亲把自己这一切完全归咎于母亲，那就是他看母亲什么都不顺眼。
母亲比父亲小个十来岁，四十多岁的母亲，在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她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那时孩子都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相继着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里锻炼成长，母亲也当上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院长。父亲的更年期，导致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更年期导致父亲的喜怒无常。在工作中，任何人也看不出父亲这种变化。父亲虽然是首长，但他却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到部队去检查工作，他很少坐在椅子上发布讲话或听取报告，而是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口地吸烟，大声地吐痰。他讲话时还经常带出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这使得下级军官们都感到父亲这人亲切随和。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找父亲。父亲眼里，只要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就是天塌下来对他来说也是小事。因此，父亲对下级军官们来说总是有求必应。因此，父亲在部队下级们的眼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在家里，尤其在母亲面前，他却一点也无法忍受。在更年期到来之际，他一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不顺眼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经常砸锅敲碗地冲母亲叫嚣道：这是他妈啥日子，整天死气沉沉的。又不是死人了。
父亲公然地指桑骂槐，母亲当然听出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母亲觉得忍受父亲这么多年了，她也受够了。父亲不跳将出来，她还能忍一忍。父亲一旦跳将出来，母亲才不吃他那一套。
于是，两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大战起来。两个人一旦撕破脸皮觉得什么都没有什么了。两人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数落对方的种种不是。他们这种胸襟坦白，都使对方感到吃惊。在这之前，对方都以为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没有这么糟，在气头上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才都大吃一惊。狂躁的父亲冷静了一些，然后说：都这样了，这日子还过个啥劲。
母亲也说：不过就不过，我早就受够了。
父亲的眼睛也瞪大了，他吃惊母亲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像孩子似的指天发誓道：咱们离婚！谁不离就不是人。
母亲气得已经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就张张扬扬地打电话。把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气得昏头的父亲此时已经有些公私不分了。以前他有什么事总是把下属单位的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这次他仍毫不例外地冲政治部领导说：你马上给我开张证明，老子要去法院。
政治部领导不明白父亲去法院干什么，便问：首长，去法院干什么？
父亲一拍桌子道：老子要离婚！老子受够了，这次非离不可。
政治部领导觉得这事闹大了，他做不了主，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冯政委。冯政委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是平级；平时有什么事，只有冯政委的话，父亲还能听进一些。
冯政委得知父亲要离婚的消息，也觉得事态比较严重，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的气仍没消，他仍然冲桌子吹胡子瞪眼，他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在屋里团团乱转。冯政委一进屋就说：老石，你不是开玩笑吧？父亲就瞪着老冯说：离！这次我老石说啥也得离。冯政委的汗珠子就从头上滚下来了。他觉得事态真是严重了。这是部队的最高首长，五十多岁的人，还离婚？要是真离了，一定是近几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的头等事故，也就是说他这个分管政治工作的政委是有责任的。别说父亲这样的人物离婚，就是一般干部离婚，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如果原因出在干部身上，轻者降级，重者开除军职。冯政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婚说啥也不能离，当年他和父亲都是在延安时由领导做主介绍结的婚。现在那位领导仍在北京掌握着部队的大权，这么说离就离了，这不是对领导的否定吗？
冯政委做了大半辈子思想工作，头脑敏捷，思路清晰。他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从延安讲到现在，又从父亲的婚姻联系到部队的稳定，从政治又讲到感情，等等。冯政委那天围着父亲讲了整整一天。
冯政委讲得滔滔不绝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作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相传，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林彪一小撮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情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开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他们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呆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母亲在楼上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母亲知道老冯此时关心的不是什么医院，但她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冯就笑一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在延安时，你们这批学生还是红小鬼，现在都成红老鬼了。
母亲就笑一笑，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
老冯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大江大河的都过来了，家庭上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夫妻嘛，哪有不怄气吵嘴的。前几日小王还和我吵了一架呢，也是要离要散的，过几天这不就好了么？哈哈……
老冯的老伴也是在延安时组织介绍的，他说的小王就是延安时的文化教员。
老冯楼上楼下一通和稀泥，他觉得和得差不多了，便拍拍屁股走了。
老冯走后，楼上楼下仍是一片压抑的气氛。虽然老冯还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招，但老冯的话还是在父母心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冯的一些话，让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婚。楼上楼下住着可以，就是不能离婚，否则对不起部队官兵，对不起眼前的大好形势，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老上级。一句话，就是谁也对不起，包括他们自己的晚节。
因此，父母没再为离婚的事折腾，他们都尽力地克制着自己。
后来，母亲的更年期也如约而至，她的火气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每天她都要从医院里拿回许多报纸，然后坐在阳台上高声朗读。母亲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
母亲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地在北京召开。
……
父亲听着母亲高声朗读，心想，认识几个字有啥了不起，于是他把电视的音量开到了最大。电视里正在转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盛况，此时电视机已换成彩色的了。
父亲的电视机声音干扰了母亲高声朗读，母亲气愤地站起身，很响地把门关上了。
没滋没味的父亲，觉得电视机实在是吵得很。过一会儿，他也把电视关上了。
父亲、母亲在这种无声的对抗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又没多久，父亲离休了。又没多久，母亲也离休了。
没几日，父亲母亲离开了部队大院，住进了干休所。干休所也是二层小楼，不是青灰的水泥楼，而是红砖楼。父母居住的格局仍没得到改变，母亲仍住楼上，父亲住在楼下。
父亲离休后，头些日子他总是无所事事的样子，背着手叼着烟楼前楼后地转悠。早些进驻干休所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群落，不是下棋就是打太极拳，要么就是练各种各样的气功。父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很快地便有了自己的爱好。
他先是在楼前的空地上，翻出了一块地，又让当年牺牲的那位营长的儿子，从老家河北农村带来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种子。昔日战友的儿子，早被父亲安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于是，父亲便在楼前种出了茄子、辣椒、西红柿。没多久，它们便在父亲的侍弄下，茁壮成长了。
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片茁壮的菜苗前驻足观望。仿佛是在视察自己的部队，父亲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满足和陶醉。
父亲另一大爱好就是迷恋上了足球，及一切以集体形式比赛的体育节目。父亲最喜欢的还是足球这一形式，他尤其喜欢中国与外国的比赛。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两眼发亮，精神亢奋，不停地吸烟，喝水。然后不停地跑进卫生间很响地小解。父亲耳朵已经有些背了，他每次看体育比赛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大。背景观众嘈杂的助威声他一定要听到。双方各十一名队员，往返着在球场上奔跑。父亲有时高兴，有时懊恼。他还不停地拍腿，每场球看下来，父亲的大腿，总会红肿一块。
如果中国队赢了，他会一连高兴好几天。若是输了，父亲就会很生气。他骂那些队员无能，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冯政委也离休了，仍经常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看球时，他也会乐呵呵地陪父亲看上一会儿。老冯不像父亲，不管中国队是赢是输，他都是那个样子，看到急成那样的父亲就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父亲就说：狗屁！然后就拉着老冯的胳膊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咱那时怕过谁，小日本咱们也打过，国民党就不用说了，就是美国大鼻子咱也把他们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嗯，你说怕过谁？
父亲说到这就一脸忧虑地说：这帮年轻人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韩国人算个屁呀，打他们不是小菜一碟，你说说。
老冯不说，笑一笑，就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中国足球队很是不让父亲省心，经常弄得父亲很不痛快。父亲不痛快的时候，就走到楼外那片菜地旁，看着那些硕果累累的茄子、辣椒们，父亲的心情渐渐就开朗了。
母亲一如既往地不和父亲有什么往来，她仍然不停地读书、看报。母亲离休后，仍作为专家在医院里返聘着，每逢一、三、五上午，母亲仍到医院里去坐诊。因此，母亲很充实。她从来不对父亲那些茄子、辣椒感兴趣。
父亲经常要为那些菜施肥。父亲自然不用化肥，父亲在电视里已经知道化肥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得癌。父亲专门买了两只水桶，隔三差五的就去部队营区的公共厕所里打捞大粪，然后臭烘烘地挑回来。昔日的下级们看到父亲挑大粪，总是于心不忍的样子，要帮父亲挑，父亲坚决地拒绝。父亲把小楼周围环境搞得极其恶劣，母亲在家时总是门窗紧闭，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地喷洒空气清新剂。
母亲经过楼下时，总是用手捂了鼻子，快步走过，然后冷冷地扔下一句：土包子。
父亲自然是听到了。他不屑地瞅着母亲的背影说：臭知识分子，有啥呀？一身的毛病。
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母亲流眼泪。那一阵子，母亲迷恋上了港台剧，故事里面的男欢女爱一波三折、揪着母亲的心。看到动情处，就触景生情，小姑娘似的哭。有几次，父亲在楼下都听到母亲的哭声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便蹑手蹑脚地上了一次楼。看见母亲正冲着电视在哭泣，父亲明白了，又原路返回。回到楼下，父亲气哼哼地说：神经病。
他们年纪大了，都离休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忍受对方的“恶劣”行径，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相互看一眼都觉得闹心。
又有一次，母亲经过楼下。她正准备走过去时，父亲说话了。父亲说：哎，我看咱们还是离了吧。离了就一了百了了。
母亲站住脚，认真地看了眼父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母坐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这次离婚的可行性。他们一致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在职了，就是离婚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其二是，现在离婚的政策放宽了，不用惊动法院，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能把手续办下来。其三是，两人觉得，他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
又一个周末，父亲给孩子们都打了电话，说有事找他们商量。于是，三个孩子相继回来了，那时老大权已经早就牺牲在珍宝岛了。这三个孩子也都不年轻了，他们都到了中年。
那天父亲就郑重其事地说：我要跟你们的妈离婚。
孩子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其实现在父母这个样子和离婚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父亲见孩子们没什么反应，就又说：这房子是我和你们妈的，离婚后她住她的，我住我的。我们也都这么大岁数人了，离了之后也不会再给你们找后妈后爹了。你们看咋样？
孩子们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就是给他们找后妈后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几个孩子从小的情感就倾向母亲，觉得他们的母亲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母亲早就该解脱了。于是，全家对这一决定一致通过。
手续很简单。由干休所分别给父母开具一张证明，择个日子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可以了。他们的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
老冯还是知道了父母又一次离婚的消息。他又一次找到了父母亲很痛心地冲父母说：你们这样不挺好吗，干吗非得离呢？
父母不再和老冯多说什么了，他们一起去了街道办事处。
父母离婚的消息还是在干休所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很快也就过去了。
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在外人看来还是老样子，但他们觉得自己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究竟为什么轻松，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双方相互看着不那么难受了。
逢星期一、三、五的早晨，母亲穿戴整齐地去医院上班，父亲在楼下看到了，便和母亲打招呼，去坐诊呢？
母亲一边捂鼻子一边点点头。
父亲就说：臭着你了，真过意不去。
母亲透口气说：没什么，你忙你的。
父亲便望着母亲的身影一点点远去。
父亲再看球赛时，见母亲坐在阳台上看书的身影，便关小了音量。
周末的时候，母亲有时主动走下楼来，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都要把父亲的床单被罩收走，拿到楼上去洗。父亲便不好意思地说：又麻烦你了。
母亲不说什么，表情明显地柔和了。
在这之前，父亲的被褥总是自己洗，好在他一年也洗不了几次。
晚上睡觉前，母亲有时也会从楼上走下来，冲父亲说：晚上就把空调关了吧，别受了凉。
父亲有时听母亲劝说，有时不听。但不管怎样，父亲一点也不对母亲的这种劝慰反感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有时会端着一两个炒好的菜送给父亲说：老石，你尝尝我做的菜。
父亲也不推拒，他就尝了尝母亲的手艺。他觉得母亲的菜也不那么难吃了。
父亲也有礼尚往来的时候。他摘了一些自己种的茄子、辣椒送给母亲说：老杜，你尝尝我种的菜。保证没有化肥。
母亲也不推拒父亲的这种礼让，她很愉快地接纳了。
周末的时候，有时孩子们到干休所来看望他们，父母在孩子们面前又有说有笑了。
其中一个孩子就打趣道：你们还是离婚好。
父母听了，两人都怔一怔。
有时几周孩子们也没来，一到周末，母亲就走到楼下像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该来了。
父亲也说：就是，他们该来了。
然后，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向窗外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