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望着窗外，望得两眼发酸时，我就扭过头，冲她说
“我好像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了。”
眉笑一笑说：“我也是，我背你时就有了这种感觉，要不然还不一定背你呢。”眉说完这话时，调皮地皱了皱鼻子。
我也无声地笑了。
当我开始能下床活动时，在屋里待不住，到外面走动时，我看见眉正用两轮车推着一个年轻的军人。那个军人眼睛瞎了，两眼戴着墨镜，双腿的裤管里也空空荡荡。那个年轻军人不是坐在轮椅里，而是被绑在轮椅上。
后来我知道，眉推着的那个军人就是著名特级战斗英雄林，某部的排长，是眉的男朋友。林不仅失去了双眼，双腿也被高位截掉了，林只剩下了一个生命。
眉推着林一点点地向我走来，眉的嘴角仍那么翘着。我远远望见眉，眉就一直冲我笑着。眉走到我的身边时冲我说：
“这是林。”
林已经伸出了手，冲着我站立的反方向。我忙走过去，握了握林的手。林的脸色在墨镜的衬托下显得很苍白，林说：“你好。”我说：“林，你好。”林就笑了笑。我笑不出，去望眉，眉仍是那么笑模笑样的。
林是英雄，后来眉别无选择地和林结婚了。眉和林结婚满10年的时候，30岁的眉终于和林离婚，含泪告别祖国，单身一人去了澳大利亚。
这一切都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四
母亲自从随父亲去了新疆，身体从没有好过。母亲从那次长春被困，忍饥挨饿，后来就留下了病根，时不时地出现胃痉挛，母亲饿时胃痉挛，吃多了时也痉挛。每次发病时，母亲先是疼得起不来床，趴在那里疼得满身是汗，然后是呕吐，把吃到胃里的东西又都吐出来。
时间长了，母亲便开始贫血，苍白的脸没有一丝血色。加上到了新疆之后，水土不服，母亲就三天两头地生病。
父亲在外面劳累了一天，先是推车送粪，割麦子，后来当了农场战备的副总指挥，就更忙了，带领队伍操练演习。母亲怕父亲身体顶不住，就变着法地让父亲吃好。农场里每户按人头供应，每个月每人只有5斤白面是细粮，其余的都是玉米面。父亲爱吃油饼，母亲就把一家3口人的细粮都给父亲做了油饼。每次吃饼时，母亲和姐姐媛朝不吃，先让父亲吃。父亲吃完了，母亲才让姐姐，媛朝不吃，母亲和姐姐媛朝吃的是窝头。
父亲一身都是伤，还有十几块弹片一直在父亲的身体里埋藏着，每逢下雨阴天，父亲的身子就隐隐地发疼，坐立不安。这时，母亲就不声不响，帮父亲按摩，母亲按摩的技术是和娟学来的。娟后来成了父亲的保健护士，母亲便多次看见娟给父亲按摩。来到了新疆，母亲便承担起了给父亲按摩的任务。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多少劲，每次按摩都气喘吁吁，汗水从蜡黄的脸上流下来，滴在父亲满是伤疤的身上。父亲躺在那一声不吭，脸上毫无表情。母亲又想到娟给父亲按摩时，父亲总是一副快乐无比的表情，睁着眼睛一直望着娟那红润鲜亮的脸颊。娟一边按摩一边还和父亲说话。母亲给父亲按摩时，父亲从来不和母亲说话。母亲想到这，泪就顾着蜡黄的脸流了下来，和汗水一同滴在父亲的背上。站在母亲身边的姐姐媛朝这时就会拿起一条毛巾帮母亲擦去脸上的汗水和泪水。母亲就掩饰什么地，把脸别到一边去，她怕姐姐看到她在流泪。
父亲很少和母亲说话。母亲有什么事，也都先看父亲的脸色，父亲的脸色温顺一些的时候，母亲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这时父亲垂着头不望母亲的脸，然后答一声。时间长了，母亲也就习惯了。习惯的母亲不抱怨父亲。母亲知道父亲很忙，心里也很苦。
晚上的时候，父亲都回来得很晚。母亲就先让媛朝先睡下，自己坐在屋子里等父亲。她不时地望着漆黑的窗外，听着外面的动静，母亲最多哼的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纺织工人的歌。母亲在夜晚等父亲回来的时候，就会一遍遍哼那首歌：
轰轰隆隆机声响，
条条棉线缠又缠，
织起锦绣好山河，
社会主义好处说不完，
说呀说不完，
……
姐姐媛朝就在母亲哼唱的歌声里睡去了。我小的时候，母亲还没有去新疆以前，她就经常哼那首歌，一手拍我，一手拍姐姐媛朝，我们就在那歌声里渐渐地睡去了。
母亲在新疆那间小屋里，哼着那首纺织工人的歌，一边等父亲，一边思念着她昔日的生活。母亲是个纺织工人，纺织车间里，有一大群她的姐妹。母亲的整个青春就是伴着纺车度过的。母亲一听到窗外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便慌忙下地，先是舀半盆清水，让父亲洗脸。洗完脸，母亲又把清水倒掉，再端来一盆热乎乎的水，让父亲洗脚。父亲把脚浸在水里，母亲就蹲下身，用她那双软绵无力的手仔细认真地替父亲洗脚。父亲这时靠在椅子上，仍是一句话不说。母亲帮父亲洗完脚，递过来一条擦脚巾，父亲擦完脚，就脱衣上床睡下来。母亲忙完这些，便熄了灯，自己脱衣，也躺在了父亲的身边。
父亲只留给母亲一个脊背，母亲就用温暖的身体紧紧贴着父亲。母亲的一双软绵的手开始在父亲满是伤疤的身上摩擦。母亲太熟悉父亲的身体了，她能数得清父亲身上的每一块伤疤。父亲在母亲的抚摩下很快就睡去了，母亲却睡不着。她望着黑漆漆的夜，泪水慢慢地流了下来，打湿了枕巾。
母亲爱父亲，一直爱到死，可父亲不爱母亲。父亲要母亲是为了一种责任。
那一年的冬天，母亲病了，一直高烧不断，并不住地咳嗽。高烧使母亲脸颊发红，母亲不时地昏迷沉睡。父亲领来了农场的卫生员给母亲看病，打了针吃了药。母亲仍不见好。
那年冬天，在我母亲生病那几天，飘着漫天大雪，雪愈下愈大，覆盖了整个戈壁。农场突然接到通知，苏联人已经打过来了，离石河子还有100余里路，命令石河子农场全体人员准备战斗，连夜出发，迎击敌人。那时农场经常接到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一次次演习这些战争预备队。
我父亲在接到这项通知的时候，精神无比亢奋，两眼熠熠放光。他集合了农场全体人员，站在白雪飘飘的场部门口的空地上。父亲的腰间插着驳壳枪，那是部队淘汰下来的一种枪，配发给农场战斗预备队。父亲在每次演习时都要插上那支驳壳枪。父亲两眼熠熠放光，站在队伍前。柴营长就小声地说：“师长，嫂子已有病，你就别去了。”父亲说：“她经常病，你是知道的，敌人就在眼前，打仗要紧。”柴营长张下张嘴没再说什么。
母亲那时高烧已经达到40度了。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看到姐姐媛朝用一条凉毛巾抚在她头上，不停地在一旁擦眼泪。
父亲临出发前，回来了一趟，他从卫生员那里拿来了一些药，药是滴溜注射用的含百分之五葡萄糖的生理盐水，还有一些注射用具。父亲放下药，就说：“要打仗了。”说完转身说走了。姐姐媛朝含着泪喊了一声：“爸。”父亲回了一次头，看了一眼姐姐，父亲有力地挥了一下大手，就走进风雪里。
母亲这时清醒过来，冲姐姐说：“媛朝，扶我起来。”媛朝不知母亲要干什么，扶母亲下了地，母亲就颤抖地下了地，她走到门口，手抚着门框，看着我父亲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中。母亲眼里流下了两串泪水，那泪水很快被母亲滚烫的脸烧干了。母亲当时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看父亲最后一眼了。
父亲带着全农场所有的男人出发了，向石河子100里外的地方。
母亲躺回床上，有气无力地咳嗽，高烧不止。父亲一走，便走了三天。第三天时，母亲便不行了。母亲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她不愿意死，她还有父亲需要照料，还有两个孩子。母亲无时无刻地惦记着远在大姨家的我。母亲想活下去，她想到了父亲留下的药。母亲懂得一些医学上的知识，便让姐姐媛朝把那些药拿来，母亲就抖着手把针头扎在血管里。姐姐媛朝举着滴溜瓶，让那药一点一滴地流进母亲的血管里。母亲这时很清醒，她冲姐姐媛朝说：“你爸身体不好，你大了，要照顾好你爸。”停了停又说，“你弟命苦，他小，不让他来新疆，你是姐姐……以后你再大就去接你弟，一家人在一起……苦一点没啥，只要能在一起。”母亲说完这些时，就昏死过去。媛朝一边举着滴溜瓶，一边流泪，她不停地喊：“妈，妈……”母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一点一滴的滴溜水再也流不进母亲的血管里了，姐姐媛朝去摸母亲的额头。母亲已经凉了。母亲死于肺炎。
母亲死后的当天晚上，父亲就回来了。那次自然也是一次演习。
母亲死后，就埋在戈壁滩上。
十几年后，我去新疆接回了我的母亲。我手里捧着母亲的骨灰，母亲的形象在我的印象里很淡漠，淡漠得让我回忆不起来母亲的形象。我8岁的时候离开了母亲，以后便再也没有见过。我8岁印象中的母亲很年轻。
我把母亲埋在大兴安岭的山里，那是母亲的老家。我跪在母亲的坟前，心里一遍遍地呼唤着：“妈。”
从那时起，我开始恨我的父亲，我不能原谅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