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从合川来到周公馆拜访，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听说周赫煊捐款大方，于是来这里碰碰运气。别的学校多少还有点政府拨款，但育才学校却是民办的，所有经费都靠陶行知到处化缘解决。

“陶校长，稀客，稀客！”周赫煊笑着迎接。

陶行知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的说：“周先生，实不相瞒，我这次是来请求帮助的。育才学校的经费不够了……”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问。

陶行知说：“一万法币。”

周赫煊笑道：“现在物价飞涨，一万法币哪够用？我给你十万！”

1941年夏天的一万法币，只够买几十袋面粉。

陶行知刚坐下就重新站起来，抱拳道：“都说周先生是及时雨，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陶某感激不尽！”

周赫煊说：“以后学校资金不够，尽管来找我。”

陶行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挥舞，连连说道：“多谢，多谢！”

希望小学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办的，日军入侵华北之前，周赫煊就让文绣等人带着学生南下。现在大后方已经有80多所希望小学，主要吸收战争孤儿和贫寒子弟入学，顺便也帮一些低级知识分子解决了生计（当老师）。

如果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点，那无疑要数教育事业了。

抗战初期，常凯申就特别做出指示，把学生从征兵对象中剥离出来，并大力发展教育来为战后恢复做准备。八年全面抗战打下来，国府的地盘越来越小，经济越来越困难，但教育却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大后方）在校小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300万，增长至1943年的676万。在校中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48万，增长至1945年的120余万。在校大学生数量（含专科），从1936年的4万，增长到1945年的8万余——其中还去除了大量辍学参军的学生人数。

大学和中学的学校数量，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甚至比战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常凯申干了很多混账事，但却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财政那么困难都还在加大办教育的力度。咱们说句实诚话，这些在抗战中走出的学生，为后来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