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广州的思思中学，校方特别发行了一种“救国券”，上边印着“救国捐款”、“乐捐援助黑省马将军抗日救土”等字样。全校师生踊跃捐款，只要参与捐赠的，最少也捐了1元，整个学校捐款多达6000余元。

抗战捐款去向不明的消息曝光以后，思思中学的师生们义愤填膺，跑去找学校抗日救国会讨说法。而学校抗日救国会坚称自己没有贪污，已经把捐款全部寄给了东北民间抗日救国会，东北民间抗日救国会则表示自己并未收到捐款。

谁说了假话，没人知道。

或许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这些捐款在某个地方出了岔子，被不知名的某些家伙给私吞了。

这件事搞得舆论哗然，极大的打击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甚至有不少人怀疑是马占山贪污了抗战捐款。

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专员调查此事，很快抓到十几个小虾米。比如几个上海混混，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搞“马军长抗日救国基金”，居然在一年内吸纳捐款3万多元，这些钱全部被混混们挥霍一空。

那几个混混直接被枪毙了，因为社会影响实在太恶劣。但真正赚得钵满盆满的大人物，却依旧逍遥法外，这些家伙是在透支国人的爱国精神，跟投敌的汉奸一样可恶。

难怪马占山那么受欢迎，肯定是有人借机炒作，不断地在背后推波助澜捞好处。

国难，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一场饕餮盛宴。

就在此时，北方又突然出现一个爆炸性新闻——吉鸿昌、方振武二人公开自己的共党身份，率部在察哈尔南部地区建立根据地。

早在七月份，常凯申以“妨碍统一政令、破坏国策”为由，命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一起前后夹击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无奈之下只能解散抗日同盟，而吉鸿昌和方振武一怒之下，就高调的宣称自己是共党。

当《非攻》杂志出版到第三期时，何应钦和日军非常有默契地对吉鸿昌、方振武展开围攻。一边是侵略中国的日军，一边是正规的中央军，居然也能联合起来展开军事行动。

无奈之下，吉鸿昌、方振武被迫投降，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收编，两人跑到天津来做寓公。

吉鸿昌在天津刚刚找到住处，便跑来三乐堂找周赫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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