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郑渠二人在牢中双双畏罪自尽，让杨逸大觉无趣，下令籍没两家之后，便将案件移交淮南西路提刑司审理；此事肯定会在朝堂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但杨逸有理有据，并掌握了魏尚和郑渠二人大量不法证据，不管朝堂百官如何看待此事，杨逸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此事完全是一个意外，他出京本来是打算低调做人，只看不做，发现什么问题便上报朝廷，由朝廷来处理的。但魏风向他动刀，这等于是触动了他的逆鳞，才会行此雷霆一击。

雷厉风行地处理完此事后，杨逸在亳州不再逗留，突然折道向东，直奔徐州而去。

杨逸前往徐州，主要是为了巡察这里的冶炼业。

大宋的冶炼业空前发达，朝廷对金银铜铁铅等矿冶一直非常重视，从杨逸手上掌握这的些数据就可见一斑：

宋初，全国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

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

仁宗皇祐时，朝廷每年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

铸钱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仁宗皇祐时，年收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

英宗时，增至六百九十七万零八百三十四斤。

神宗时，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

铜钱需要铅、锡混合铸造。仁宗皇祐时，铅年产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

英宗时，铅增为二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增产一百余万斤。

神宗时，铅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两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

而作为重中之重的治铁业，更是不在话下，全国铁矿冶有上百处，仁宗皇祐年间，全国每年得铁七千一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到英宗时，又增加一百余万斤。

而徐州的利国监是目前大宋最大的冶铁监，共设三十六冶、矿工已超过万人。

紧随其后的是兖州莱芜监、安徽繁昌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