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黛拉看杨逸写的根本不是什么诗词歌赋，而是一份辞官奏疏，不由得想起他为功高震主发愁的话来。

阿黛拉公主忍不住说道：“你才二十出头，就说乞骨还乡，有人会相信吗？”

杨逸老实答道：“没人信。”

“而且你刚刚立了大功，再怎么说你们宋国皇帝也不可能让你辞官的，这会天下人说他没有容人之量。”

“我也没打算真的辞官，但这姿态还得做不是？”

阿黛拉公主眨了眨那秋水般的眸子，柔声说道：“这么说，你上表辞官不过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将来还是会有麻烦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杨逸本就有几分醉意，闻着阿黛拉身上醉人的体香，目光更加朦胧。西域多产香料，但有阿黛拉在，再好的香料也难以比拟。

关于功高震主的问题，杨逸一直以来想了许多，他甚至想过制约君权，在大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过；真论起来，大宋因有不杀士大夫这一条，一直以来，臣子都很强势。

从宋太宗之后，真宗、仁宗、英宗、甚至是神宗朝，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其实一直都是臣子在唱主角，强大的文官集团掀起一场场的政治风浪，左右着皇帝的意志。

可以说，与历代王朝相比，宋代是最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朝代。

特别是哲宗朝之前，文官集团之间的党争还是很有尺度的，大体上还处在君子之争的框架内；王安石上台，新党成了执政党，对在野党的旧党也很是宽容，司马光、文彦博这些旧党魁首可以退到西京，而且保留着很大的政治话语权，可以批驳新党的施政过失；这种状态和后世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有些相似，如果能遁一种良性的方向走下去，最后形成后世那种政党关系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这一切到了司马光上台执政，便戛然而止了，群体性的政治迫害成了主旋律；在高滔滔这位“女中尧舜”和司马光擅于“破坏公物”的宰相密切协作之下，新党成员几乎全被贴上奸佞的标签，成了流放犯；新党魁首蔡确被折腾死在了岭南，这一事件更是恶劣到了极点，这标志着大宋的党争真正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恶性阶段，彼此之间再没有妥协的余地，因为妥协的后果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司马光这个从小就擅长“砸缸”的相公，不顾好坏，把新政全部砸了个稀巴烂，这同样是非常恶劣的行为，这使得大宋的政治失去延续性、持续性。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样是一场巨大的艰难，百姓会因此被来回折腾，难以安生。

而执政者为了不让人亡政息，往往就会把政治对手往死里整，以免将来自己的政治路线被灭亡。

政治风气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恶性斗争之后，要想改回君子之争的状态是非常难的，这就象一块白皮，被墨汁染黑了，你再想到让它恢复原来的洁白，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而形不成君子之争的政治格局，推行君主立宪制很可能就会让国家陷入分裂。至少杨逸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是否推动君主立宪制，一直是他心底犹豫难定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