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趁机把球往门边一放，连忙开溜。

刚跑出小巷，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铃铛声响，只见坡上一辆车船快速的冲下来，街上的人纷纷走避，车船上的货郎挥舞着鞭子，鞭打着拴在车船后面的驴子，希望它能倒退，从而把车船的速度拉慢下来。

结果拴在后面的骗子一挣，绳子断了，车船便再也没有“刹车”，呼啦啦的往坡下冲。

坡下顿时一片鸡飞狗跳，叫骂声不断，杨逸冲了出去，抓住车船前面那头驴的绳头，用力把驴子勒停。

一场交通事故平息了，街上传来一阵欢呼声，推车的小贩，卖菜的农人，闲逛的市民，顿时又拥满街道中间。

东京城里地势高低不平，街道窄小，这种交通事故常有，大家早已见怪不怪。和唐朝长安整体规划不同，大宋的东京城是在后周的基础上扩建的；后周当时可以说只是一方割据势力，到大宋统一全国后，荆南高继冲、湖南周宝权、南唐李煜、南汉刘、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

他们携妃将雏，举家迁徙，东京一时土木大兴。

加之赵老大一定国就说服高级将领，去买田建房，颐养天年，拥有广地壮宇就成为一时风尚，而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则为宅园建设首选之地。

以东京的此类住宅为例：大中祥符年间景龙门北的李遵勖府第，仅其宅第以东就有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构堂引水，异石珍木，冠于京城。

当然了，也不光说别人，杨家的府第就有近百亩宽广，从前门到后门要走上半天，稍不留神就会迷路。

从这样的例子中，不难想见，本不够宽裕的城市空间的拥挤。“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皇畿赋》中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财大势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现象屡见不鲜。

咸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诏令，命右侍禁门祗侯谢德权扩充东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贵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对声。

虽然这次也设立了标记，立于街道两旁，不许越标私建，但真正实行还是很难的。

能在京城广建宅第的都是高官勋贵，除非你能摒弃自己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否则想折他们的房扩建街道根本不可能。

加上东京城是沿街设铺，更让东京的交通堵上加堵，朝廷也曾下令像唐朝那样把街市改为坊市过，但还没实行这个计划就夭折了。

现在东京市民的生意都做到中书省的后窗下了，办公时饿了，当窗吼一声，外卖就能直接送到宰相案头。

杨逸对此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色，世间事总有其两面性，拥堵的东京城，造就了空前的繁华，贫困之家沿街摆个小摊也能勉强养活全家，未尝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