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姿态，千弘女士都能够生动地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能清楚地表现出六个月的婴儿和九个月的婴儿的不同神态。千弘女士的画作总是孩子们的好伙伴，期盼着孩子们的幸福。能够在这本书中采用千弘女士的画作，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想能够实现，对我来说欣喜激动莫过于此。由于我的文章和千弘女士的画实在吻合得太好了，有的读者甚至认为“是不是千弘女士在去世之前，特意为这本书画了几幅插图”。当然不是这样，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千弘女士一生之中画过多少孩子、多少天真烂漫的画像啊！我写这本《窗边的小豆豆》，要把一篇篇文章积累到够一本书的程度，的确很难。因此，我特意在讲谈社的《年轻女性》杂志上连载，这样可以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截稿日期，迫使我必须完成写作计划。从1979年2月到1980年12月，我一直连载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后来将这些文章汇集成书。这期间，为了选择合适的插图，每个月我都要去位于练马区下井神社的岩崎千弘绘本美术馆(我也是那里的理事之一)，在副馆长松本猛先生(即千弘女士的儿子)和他的夫人由理子女士的帮助下，挑选图画。两年中，每个月都要去那儿，虽然挺不容易的，但也是一个好机会，使我能够看到千弘女士大量的原作，所以我觉得非常快乐。在此，我要向这两位年轻的夫妇，还有愉快地应允我使用原画的岩崎千弘女士的丈夫松本善明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这家美术馆的馆长，剧作家饭泽匡先生，常常鼓励磨磨蹭蹭的我说，“快一点儿把小学的事，校长先生的事写给我们看啊”。在此，我也要向饭泽先生表达我的感谢，谢谢饭泽先生对我的鼓励。

当然，以美代为首的巴学园的同学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协作，实在太谢谢你们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讲谈社的加藤胜久先生就发现了我发表在《妇人公论》杂志上的、关于巴学园的极短的小散文，加藤先生对我说，“写成一本书怎么样”，并且给我带来了厚厚的一大摞二百字的稿纸。当时我还非常年轻，甚至连“海味”和“山味”都分不清楚，而且，除了在学校里写的作文之外，我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加藤先生给了我“自信”，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什么时候写一写巴学园”的希望的种子。在这里，我也要对加藤先生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当时的加藤先生给人的感觉是精明能干的年轻职员，时隔二十余年，再见到加藤先生的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但精明能干的感觉仍然没有改变。当时加藤先生给我的稿纸，我没有写文章，而是做了别的用途，没想到二十年后，竟然会有这样的结局，真是很让人高兴。

另外，我还要向当时负责《年轻女性》杂志的长泽明先生两年来每个月的辛勤忙碌表示感谢。

还有，我还要对讲谈社的岩本敬子女士道一声“谢谢”，她担任了《窗边的小豆豆》连载时的准备工作，而且在这次汇集成书的时候，为了使这本书“成为一本好书”而全力以赴地工作。能够和非常理解巴学园的人士一同工作，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为本书进行装帧的和田诚先生是一位非常亲切的人，迄今为止，我出的书全部都是由他进行装帧工作。

就这样，《窗边的小豆豆》终于得以与大家见面。虽然巴学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大家读这本书的那一瞬间，巴学园仿佛又恢复了过去的样子。能够如此，真是让我感到无上的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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