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

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近来的新新闻学（newjonalis）或新报道文学，提倡主观，倾向主义热，也被评为“三底门答尔”。“三底门答尔”到底是什么，说了半天也许还是不清楚。粗技大时举个例子，诺朵夫笔下的《叛舰碟血记》与两张影片都“三底门答尔”，密契纳那篇不“三底门答尔”。第一张影片照诺朵夫的书，注重白颜这角色，演员桂三牌。第二张影片把自颜的事迹完全删去，因为到了六o年代，这妥协性的人物已经不吃香。电影是群众传达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念。密契纳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长，全是史实。所谓“冷酷的事实”，很难加以“三底门答尔化”。

当然忠实的纪录体也仍旧可能主观歪曲，好在这些通俗题材都不止一本书，如历史人物、名案等等，多看两本一比就有数。我也不是特为找来看，不过在这兴趣范围内不免陆续碰上，看来的材料也于我无用，只可自娱。实在是浪费时间，但是从小养成手不释卷的恶习惯，看的“社会小说”书多，因为它保留旧小说的体裁，传统的形式感到亲切，而内容比神怪武侠有兴趣，仿佛就是大门外的世界。到了四0、五0年代，社会小说早已变质而消灭，我每次看到封底的书目总是心往下沉，想着：“书都看完了怎么办？”在国外也有个时期看美国的内幕小说，都是代用品。应当称为行业小说，除了“隔行如隔山”，也没有什么内幕。每一行有一本：飞机场、医院、旅馆业、影业、时装业、大使馆、大选筹备会、中仔竞技场、警探黑社会等。内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说，讲广告业，是一个广告商杰利。戴拉。范米纳（delfea）自己动笔写的，录音带式的漫谈，经另人整理删节，还是很多重复。书题叫《来自给你们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戏拟日制电视机广告。

行业小说自然相当内行，沾到真人实事，又须要改头换面，避免被控破坏名誉。相反地，又有假装影射名人的，如《国王》（“thekg”）——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盖博绰号，写歌星法兰克辛纳屈——《恋爱机器》——前cbs电视总经理吉姆。奥勃瑞，绰号“笑面响尾蛇”——务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节骨眼上给“掉包”换上一般通俗小说情节，骗骗读者，也绝对不会开罪本人。这都煞费苦心，再加上结构穿插气氛，但是我觉得远不及中国的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这名称，似乎是二0年代才有，是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章回小说不再震聋发聩，有些如《歇浦潮》还是讽刺，一般连讽刺也冲淡了，止于世故。对新的一切感到幻灭，对旧道德虽然怀恋，也遥远黯淡。三0年代有一本题作《人心大变》，平襟亚著，这句话在社会小说里是老调。但是骂归骂，有点像西方书评人的口头掸“爱恨关系”，形容有些作者对自己的背景，既爱又恨，因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

不过在这里“恨”宇太重，改“僧”比较妥贴。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与插图像是一0年代末或二0初，文笔很差，与三0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梦》还是什么梦的同样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开场仿佛也都是两个青年结伴到上海观光。后一部写两个同学国光、锦人，带着国光的妹妹来沪，锦人稍有阔少习气。见识了些洋场黑幕后，受人之托，同去湖北整顿一个小煤矿。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锦人想出一个办法，买了草席铺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听见隔壁席子悉卒作声，发现帐房偷开铁箱。原来是帐房舞弊，所以蚀本。查出后告退，正值国民军北上，扫清了一切魍魉。以北伐结束，也是三0年代社会小说的公式。锦人与国光的妹妹相处日久发生情愫。回乡途中结婚，只交代了这么一旬。妹妹在书中完全不起作用，几乎从来不提起，也没同去湖北。显然是“国光”的自述，统统照实写上。对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赞成，也不便说什么。

这部书在任何别的时候大概不会出版，是在这时期，混在社会小说名下，虽然没有再版，料想没有蚀本。写到内地去，连以一个大都市为背景的这点统一性都没有。它的好处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也没寓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

《广陵潮》我没看完，那时候也就看不进去，因为刻划得太穷凶极恶，不知道是否还是前一个时期的影响，又“三底门答尔”，近于稍后的“社会言情小说”，承上启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会小说。

这些书除了《广陵潮》都是我父亲买的，他续娶前后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来，已经一本都没有，所以十二三岁以后就没再看见过，当然只有片断的印象。后来到书摊上去找，早巳绝迹。张很水列入“社会言情小说”项下，性质不同点。他的《春明外史》是社会小说，与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有些地方相近，自传部分仿佛是《人间地狱》写得好些，两人的恋爱对象雏妓秋波梨云也很相像。《人间地狱》就绝版了。写留学生的《留东外史》远不及《海外缤纷录》，《留东外史》倒还有。

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因为故事集中，又是长篇，光靠一点事实不够用，不得不用创作来补足。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但是社会小说的遗风尚在，直到四0年代尾，继张恨水之后也还有两三本真实性较多。那时候这潮流早巳过去，完全不为人注意。

一个是上海小报作者的长篇连载，出单行本，我记性实在太糟，人名书题全忘了，只知道是个胖子，常被同文嘲骂“死大块头”——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专写上海中下层阶级。

这一篇写一个舞女嫁给开五金店的流氓，私恋一个家累重的失业青年，作为表兄，介绍他做帐房，终于与流氓脱离预备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这样平淡而结局意想不到地感动人。

此外北方有一本写北大一个洗衣女，与一个学生恋爱而嫌他穷。作者姓王。又有个大连的现代钗头风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泄气得谁也造不出来，看来都是全部实录。

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各地大小报每一个副刊登几个连载，不出单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烈，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难说，题材太没有选择性，不一定反映社会的变迁。

小说化的笔记成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换姓，下笔更少顾忌，不像西方动不动有人控诉诽谤。写妓院太多，那是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条路线，而且也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因为一般人太没有恋爱的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俗手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昧全失。这仿佛是怪论——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昧。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西谚“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实”，作名词用，一般译为“真理”，含有哲理或教义的意昧，与原意相去太远，还是脑筋简单点译为“真事”或“事实”比较对。马克。吐温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是因为小说只能用有限的几种可能性。”这话似是而非。可能性不多，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内情知道得不多。任何情况都有许多因素在内，最熟悉内情的也至多知道几个因素，不熟悉的当然看法更简单，所以替别人出主意最容易。各种因素又常有时候互为因果，都可能“有变”，因此千变万化无法逆料。

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rgoftroth——“事实的金石声”。库恩认为有一种民间传说大概有根据，因为听上去“内脏感到对”（“teallyright”）。是内心的一种震荡的回音，许多因素虽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觉得它们的存在。

既然一听就听得出是事实，为什么又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岂不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连意外之喜，也不大有自日梦的感觉，总稍微有点不对劲，错了半个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