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最近地方来报，大半的火耗全数归公。今年的收入，火耗归公以后，折银要多出百万以上，粮食在二百万石以上，去掉地方改制的支出，还余下很多。至于商税摊派，所省的当也在百万以上，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矣。”

明朝的地税商税向来很多，以准安关为例，在到了崇祯年间开海贸易多年之后，那么重要的关口一年的商税才是四万多两银子，而到了清朝，杀落了滚滚人头之后，就是六十万一年。

这是多少倍的差距？

火耗一归公，商税和摊派一整理，果然政府的收益大增，就算去掉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必要开支，地方到中央，都会荐下一大笔钱。

在从正统到万历年间的一百多年里，明朝的全部财政收入就是银二百五十万两，粮食起伏不定，明早期到中期，米和麦子的收入高些，但每年也会减免数百万石的赋税不等，到了明晚期，粮食收入锐减，而白银收入剧增。

当然，明的财政失败之处是不必多说的，商税是统一的，地税也是统一的，放在西北太多，放在江南太少，粮食赋税也是如此，放在陕北是要命的赋税，放在江南，也不值一提。

大明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能力的国家，没有关锐，没有数字管理，没有通用体制，没有会计制度，银行，民法，和技术。税制二百多年不变，对富商和士伸同样的没有办法，账面上的俸禄极其菲薄，而实际贪污的损耗又极为惊人。

生铁的产量到达几千吨的时候，税收才是几十吨，不知道多少官员中饱和商人发了大财，官府却穷的要当裤子。

事实上就是到了明末那些年，沿海的商人富的流油，朝廷却收不到一毛钱的关税，崇祯在北京穷的穿打补丁的衣服……，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人的失败好办，制度的失败就很叫人头疼了。

张佳木所说的几件大事，第一件用来改革俸禄制度，实在也是抓到了个中的要点。

不把官员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哄好，如何能谈改革官制和吏制，又如何谈及火耗归公后的好处？

怕是官员会全部和他拼命，他手中的几万人，能把全天下的士绅全那杀光不成？

做成了最关键的第一步，底下的事犹如顺水行舟，做起来会比第一步要轻松许多，难道张佳木能弃手不做？

“下一步，是转漕运为海运，但最终的目的，是开放海贸。”

“这件事，似乎听你说过，海贸之要紧，恐怕现在知道的人也很多了。”

自从漕运改海运的风吹开之后，京师关于禁海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明初禁海，原因很多，关键之处还在于明太祖的小农思想。因为倭寇和生民出海常有不归者，又怕在海外坐事，所以干脆禁海。

这种禁令当然不得人心，明朝的禁海除了在洪武年间最为彻底外，到了永乐年间就大肆出海，仁宣到正统年间，因为永乐浪费的资财太多，百官趋向保守，禁海又一次占了上风。

到弘治年间，除了神经病的地方官员外，已经没有人对禁海的事当真了。当然，此时还没有正式开海，到嘉靖年间，开放了几个通商口岸，隆庆和万历年间，才真正的放开海禁。

海禁一开，涛力自现，简直不需要官府来做什么，一切都是水以渠成，顺畅之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