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月，雨后初晴，乡野之间此时大概还弥漫着泥土的清香，山林之间此时大概正摇曳着满山残红新翠，便是城市之间，也有些烟雨洗净尘埃之态。

但城市终究是城市，何况眼下的东京城虽然始终没有恢复到鼎盛状态，却依然有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所以，雨水之后，东京城还是很快就恢复了喧嚷与躁动，

而这种喧嚷与躁动，更是随着四月份的到来变得更加明显起来——满城士民都在讨论扩军讯息的时候，赵官家再度收到了一明一暗两个坏消息：

明的那个，其实是早有预料的事情，所以并不值得感时伤怀；暗的那个，虽有些出乎意料，但因为是暗的，也偏偏不好拿出来讲。

具体一点好了，所谓明的坏消息，乃是户部尚书林景默终于给赵官家递交了一个大略的财政条陈，户部比照着人口，以神宗朝的各项税收数据为参考，以丰亨豫大时的各项数据为理论上限，按照之前几年中央财政恢复的速度，大约给出了一个细细说起来极为复杂，但总结起来却也格外简单的结论——假设以三年为期，也就是建炎十年北伐来算，朝廷将最少有三千万贯军资和数百万石粮草的缺口。

而如果是五年，那理论上或许还可以完成北伐的充足准备。

这个足足有几十万字，使用了很多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表格，几乎像是一本书的条陈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很残酷。

因为这里面，真是是把能算的都尽量算进去了。

比如说，江南西路的虔州因为有矿场和瓷器，而且有很多苗寨充当潜在消费对象，所以素来是公认的商税大州，从神宗朝时到靖康之前，一直可以为朝廷稳定提供每年近五万贯的商税。但靖康之乱后，虔贼大起，这五万贯的直接收入当然就一文都没了。

而等到岳飞平定了虔州后，之前一整年，虔州商税则迅速恢复到了两万多贯。

对此，户部认为，下一年虔州商税就很可能会恢复到三万多贯的水平了，后年将会到达四万贯。

但也仅此而已了。

短时间内，虔州的商税将会一直卡在四万贯这个水平上不再增长，断不可能像之前几十年间那般稳定供给五万贯的水准。

原因很简单，根据相对应的田赋，户部推断，虔州那里到底是流失了一部分消费人口。非只如此，虔州州城城东有个七里镇，镇上有个磁窑，属于顶级名窑……这个七里镇彼时每年能直接纳税好几千贯，以至于朝廷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类似于税务办的机构！

而现在呢，经过多年虔贼为祸，七里镇依然存在，可这个瓷窑却已经中断好几年了，即便是已经开始重新烧制，但因为商路崩溃，奢侈品市场大大缩水等等缘故，恢复速度是极慢的……往后几年，这个七里镇恐怕只能提供几百贯的出息了。

所以，最后户部给的结论就是，虔州往后三年的总商税，将会是十一到十二万贯间。

实际上，从虔州这个地方的商税就能以小见大，明白过来眼下大宋的财政问题所在——底子还在，但上限因为人口减少和两河被侵占而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战乱对经济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想恢复到理论上限是需要时间的。

类似的细节在这个户部条陈里还有很多。

诸如如福建路邵武军某处银矿渐渐枯竭，以后每年要按照递减三百贯来计算；

以及杭州城外某个交易集镇在之前的军乱中彻底消失，目前没有重建迹象……种种记录五花八门，让赵官家大开眼界。

甚至赵玖还真就从这个条陈中学到了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知识——比如这年头苏州的税收远远低于杭州，原因是苏州外围有很多沼泽，限制了城镇发展，几十年来税收一直没有多少增长，但杭州的人口与市集数量却在不停攀升。

总之，这份条陈是如此细致和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所有人都明白过来，林景默绝对是有备而来，那个建财的建议十之八九出自于他，而他恐怕从去年冬日刚一回来，就开始准备这项大工程了。

对此，赵官家也不得不服。但不得不服，却也意味着赵玖不得不面对那个最少三千万贯的大窟窿。

没错，当然是最少，因为户部这个条陈到底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全都按照理论上的可持续恢复来算的，并没有考虑到什么灾什么祸导致的额外支出，也没有考虑中途爆发小规模战斗的消耗。

所以，假设赵官家想在三年后就北伐，在他就必须得在正常的国家财政外，于三年内搞到额外的三千万贯！

只多不少。

而说起这个，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坏消息了，张俊给赵官家来密札了——他的船队，先去日本，再去高丽，辗转许久，最终回到了邓州，却只出了四分之一的货。

原因很简单，船队规模太大了，外加还有一艘明显的武装船，所以反而弄巧成拙，让日本人如临大敌……尤其是船队在九州博多港卖出去两船货后，尝试转到更东面的时候，日本人明显被刺激到了，竟然派出大量内海船只尾随监视，各处港口也全然不再与船队交易，只是看在赵宋皇家旗号上谨慎给与了正常补给罢了。

至于说强买强卖？

别开玩笑了，船队虽然庞大，也有一艘武装船，却架不住肚子里还有整个京东两路海商、淮南两路大商贾，以及张俊张都统的本钱，甚至还有赵官家的无本本钱……谁疯了啊，敢真就带着这么多丝绸瓷器去干仗？！

最后，在濑户内海的备后这个地方，终于有个胆子大的日本官员带着日本朝廷旨意上船交涉了，好说歹说，看在赵官家在登州给的公文、旗帜的面上稍微放松下来，算是信了三分，就让本地的日本西国商人上船来又买了两船货，然后还稍作交涉，让日本朝廷出面用白银和黄金买走了几乎所有用来压仓的铜钱……日本人的确喜欢大宋的铜钱，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行一定的贵金属贸易或许可行。

毕竟，大宋虽然也缺铜，可更缺银子和金子……靖康期间，金人掠夺走了巨量的金、银，却居然没有掠夺铜钱，这就使得这个交易对双方而言都还是极有赚头的。

但也仅此而已了。

接下来，日本人死活都不许船只继续往日本腹心之地走了，也拒绝再买超出正常需求的商品。

整个日本之行，只能说，张俊张太尉那个什么日本朝廷药丸的话纯属扯淡！人家日本朝廷明显还是有足够的威信与行动力的，不然如何沿途港口都行动一致？

而赵官家那个什么人家不买就烧港口的话也是扯淡！数千里外，隔着大海，万一放了火，把自家的丝绸点着了到底算谁的？

就日本人那些港口，全国加一起都没这些船肚子里的丝绸值钱！

最后，船队载着前来询问此事首尾的日本使者，也就是那个因为妥善处理此事已经升职为中务大辅的备后守了，准备直接回来。但领头的张俊家人实在是觉得三十艘船过去，只卖了四艘船的货太磕碜了……就干脆说服其他人，借道北面，从博多港出发，又往高丽过去了，乃是到了开京边上著名的礼成港（仁川港）。

结果高丽人的反应更加激烈，更加如临大敌。

不过，这倒不是说人家高丽人就怕了这几十艘海船，跟停止了遣唐使后一直比较封闭、保守和敏感的日本不同，朝鲜半岛之前几百年一直跟中原王朝交流紧密，而且是素来有海贸传统的。比如唐末新罗时期，正是在淮东一带参过军、拿过绿卡的新罗人张保皋在大唐陷入内乱后实际上承包了东亚海贸。

全盛时期，张保皋的船队光是每年在明州（今宁波）港前的暗礁处沉没的海船数量，都得有个十几、几十艘的规模……当然了，沿着浅海行进的海船肯定没有眼下张太尉的船这么大就是了。

换言之，高丽人是有相当的近海中短程作战能力的。

事情的真相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乃是高丽与日本不同，他们作为女真邻国，大宋和大辽的邦属，一开始就深深卷入到了辽金-宋金这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中，只是没有下场而已。所以对高丽人而言，一个处理不好，很可能就意味着要国家要直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而郑知常带回了金河泊会盟与赵官家覆灭西夏的消息以后，高丽人内部更是出现了剧烈的争论，在外交角度也就更加敏感和慎重。

而且莫忘了，此时赵官家派出搞‘联盟’的使节也恰逢其会，刚刚抵达高丽首都。

故此，此时看到这三十艘大海船过来，高丽当然如临大敌，他们还以为这批船队和鸿胪寺使节一样，代表了那位在高丽已经被传到神乎其神的赵官家某种态度呢。

不过，好在有国际友人郑知常，就数他的面子最大，在他亲自登船询问，做了澄清、解开误会后，高丽人半信半疑之余，选择了跟日本一样的谨慎态度——他们按照略大于正常贸易需求量的份额购买了三艘船的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