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实质，庞德公等三人就很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面对凶悍的魏天子，面对魏天子背后那些张牙舞爪的其他势力，他们没有招架之力，没有讨价还价的功夫，只能选择服从。

否则，整个荆州的官员势力都要遭到皇帝的处理。

事已至此，没什么好说的，面对重重压力，为了保护荆州人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珍贵的政治势力，这些大学者们、名士们或多或少的都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退让。

皇帝让他们走，他们就走好了，总归比一锅端要好。

偶尔有些故土难离不想离开的，被亲朋好友一顿苦劝，还是泪水涟涟的认命了。

不认命又能如何呢？

延德十一年二月底，皇帝郭鹏在荆州召集了荆州管理学政的官员和荆州学业堂的主要管理人员，告知他们具体的情况。

比如自己决定将荆州学业堂的师资力量分成几等分，平均分配到教育资源稀少、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区。

比如并州、幽州、平州、漠州这北境四大州，还有云州和交州这南方二州，以及凉州与三大都护府这边缘领地。

凡是不在传统汉地的，都是教育资源稀少且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区，这些地方教化不显，人民识字率低，知识水平落后，能做官的人数实在太少，有些甚至连乡长都要从中原调动。

这些都是缺少教化的原因。

不仅是荆州，郭鹏还宣布，他将把青州、冀州、兖州三州的优势教育资源，结合洛阳太学的一部分教育资源一起，投入到这些边缘州郡去，提升他们的教育水准。

郭鹏认为，有了教化，广播中原文化，才能让他们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

让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可以前往洛阳参加帝国管理，这有助于让这些地方的人们真正认同自己成为魏国人。

文化的传播有些时候不得不靠行政命令和统筹规划，否则经济好的地方总是教育资源丰富的地方，而经济落后的地方，教育资源总归匮乏。

教育不足，上升渠道不足，就会让这些地方产生对帝国的离心力，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

而且更重要的是，科举面向全国，从来不仅仅只是学术竞争，而是政治手段。

从各地选拔人才，较为公平的笼络各地出身的精英人才，维持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这是科举最重大的意义。

而一旦出现某个不确定因素打破了这个平衡，使得科举存在的意义受到了挑战，那么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会受到挑战。

这种事情，在宋朝和明朝都发生过多次，以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之争为最高峰，之后南北榜确定，遂逐渐平息。

郭鹏最开始搞科举的时候是没有预料到科举刚刚开始运行就面临这样的挑战。

荆州士人大杀四方，以百余年的深厚底蕴接连挑翻各路强手，独霸科举考试举办以来的全部状元，一举称雄。

就算算上徐州人出身的诸葛亮，那也是在荆州学业堂接受教育的。

这种情况最初出现的时候，郭鹏觉得不过是昙花一现，只不过连续数年都是如此，历年科考前十名里百分之四十的举士都是荆州人。

荆州举士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了引起公愤的地步。

很多非荆州出身的官员都觉得这科举考试就像是专门为荆州人准备的一样，接连数次上表，向皇帝提出自己的不满。

他们可不在意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他们只知道这样下去荆州人越来越强，他们自己越来越弱，很快就要失去话语权了。

郭鹏接连接到了很多官员的表奏，逐渐意识到如果不解决掉这个事情，科举考试从诞生之初就要带上地域歧视和不公平的色彩，很有可能会面临无法运行下去的局面。

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能依靠威望强行推动，自己一旦不在了，局面会瞬间恶化。

情况就是如此的危险，如此的迫切。

所以针对荆州人在科举考试中大杀四方的事情，皇帝必须要做出改变。

解决完了其他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就被提上了日程，这样做固然让荆州人不愉快，但是却能让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满意。

公平只是科举的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属性，政治平衡才是科举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