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云南正式成为一个行省开始，就有大批量的汉族百姓涌入云南定居生活。而历代封建王朝所推行的统治方法就是“人治”。汉族身为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自然就成了全天下的官员之源。于是，对少数民族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使得这里的治安起起伏伏，一直不能稳定，各地的少数民族在头领或者土司的带领下，经常受不住欺压反叛。而就在数十年前，大汉奸吴三桂为了从清廷手里讨得大笔的军费，常常找借口对少数民族用兵，也因此，吴三桂对这里的统治使得汉族与其他各族的矛盾达到了一个顶峰。而在平定三藩之后，康熙虽然也比较注重缓和民族矛盾，可是。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并不能像是蒙、藏、回等族那样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强悍的武力。再加上长久以来地认知，所以，康熙对这里地重视也不是很够。对于偶尔出现的少数民族与官府的冲突，大多是授意下面地官员进行武力镇压。也正是因为如此，云南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隐患。这些隐患垒加起来，就形成了一种足够的力量，而这股力量足以将那些引起冲突的官员碰得头破血流。

云南是一个矿业十分发达的省份。这一点儿在元代就已经得到了确认。那时候，云南的银课和铜课排名全国第一，引得大批商贾前往，昆明在马可波罗的笔下也成了“工商甚众”的大城。而到了明清两代，云南所产的银和铜在国家中所占的地位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尤其是铜。由于中国地金银矿藏并不丰富。而工商业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货币，所以，铜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在贸易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云南产铜量极大，再加上原本清廷缺铜，所以，云南的铜矿一直是由清廷中央直辖，管理极为严密。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十多年里发生了变化。

引发这一变化的是马德推行出来的银币铸造政策。

以前，银两虽然在清廷统治范围内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可是，占据整个交易市场主导地位的，依旧是铜币，而且，随着国家的发展，清朝对铜币地需求量一再增大，而银两却成为了清廷的“国库收藏”。

可是，马德试行铸造银币过后，由于这项“活动”中所包含的巨大利益，再加上马德所铸银元的适用性，很快，银元的使用风潮开始大规模的挤压铜币的生存空间。而清廷本身以及很多民间的藏银也开始随着这股风潮逐步加入流通，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挤压的趋势。此外，再加上日本以及南洋等地铜矿的开采，清朝对云南的铜的需求量开始罕见的减小了。

这件事放到大面儿上来说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康熙等清廷的高层统治者对马德也记了一份儿大功。而这件事放到云南的某些官员身上，就称不上好事儿了。

清廷虽然对铜的开采、冶炼、铸造等一系列的活动都进行着严密的把关，严禁有人借此谋取暴利，可是，腐败的官僚体系并不能让他们做到万无一失。

事情就出自主管云南铜业的铜政司。

因为以前对铜的大量需求，清廷设立了这个专管铜务的部门儿。

现任的铜政司掌印官名叫赵昼山，汉军旗人，因为关系够硬，得授这个满天下都数得着的肥差，也不受云南本地官员管辖，直属户部，地位十分重要。可是，事情坏就坏在了这个赵昼山身上。

在铜政司干了几年，赵昼山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溢。

可是，他并不满足。贪污也得弄好关系。所谓“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所以，赵昼山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要花费大笔的银子去填补一些本地实权派的胃口。以换取这些人的合作。这样一来，他每年的花销可就大了。虽说每年依旧能有不少进项，可是，有句古话说得好：

人心不足蛇吞象。

赵昼山如果走别的路还好说，可这个人虽然比较会打关系，对于经营之道却是太不通晓了，他不知道如何让鸡生蛋，蛋再生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