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事更加重视的张孟谈淡淡地说道：“白公之变，操之太急，打击面太广，以至于楚国贵人群起而攻之。”

“相邦此言甚是。”

赵无恤承认，白公胜的确是一个眼光独到的人，他看出楚国的弊病是“大臣太重，县公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于是便把赵国改革措施全盘挪动到楚国。当然，什么这是为了楚国的鬼话，赵无恤是不信的，白公胜在赵国当了近十年的臣子，他是什么人赵侯还不清楚？

刻薄、暴戾、少恩，熊胜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性格，这就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赵无恤因为没法把握自己能操持他满足他的野心，遂谨慎不用，让他回楚国翻江倒海去。

因为在赵国呆过，见证了赵的强大，熊胜认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作为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作为在赵国压力下喘不过气来的叛臣，他恨不得一下子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全部扫清，使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同时培育自己的势力，操持权柄。

然而，与中原相比，楚国贵族势力无比强大，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人际关系，使得公族和县公集团树大根深，要想触动他们，扫除他们的势力，谈何容易。若让赵无恤来做，就必须掌握轻重缓急，对贵族加以分化。

而熊胜的举措，却草草而行，无疑于断了人家的生路，被县公们恨之入骨。加上他打击面过宽，办事过于简单粗暴，迅速激化了矛盾，遂使整个楚国贵族抱成一团，拼命反对他。

“臣觉得，还有一点。”最后，新上任的太府令子贡发话了，他想问题，多半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考虑的。

“反对熊胜的人固然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他的基础太薄。反观君上，先君赵景侯、赵武侯时已在赵氏内推行240步见方的大亩，还铸造刑钟，颁布法典，由此有了变革的基础。到了君上，更是花了二十年时间，从一乡到一邑，从一邑到一小邦，再从一小邦到大氏，进而席卷晋、鲁。变革也从取消殉葬的礼仪小变，到确立《赵律》为国法，让赵国各阶层都循规蹈矩的大变……君上基础雄厚，其势已成，纵然鲁国三桓、晋国诸卿大夫，乃至于齐秦群起攻之，也无惧！”

“子贡说得好！”

赵无恤颔首：“老子说过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变法图强，可不是学宫里的年轻学生们热血冲头，上街议论，喊几句口号就行的啊……”

二十年时间，赵无恤利用不断的灭族兼并战争，打碎了所有妨碍他前进的坛坛罐罐。一个在春秋末期已经萌芽的士人阶层被揠苗助长地造了出来，赵无恤又打击宗法大家族，扶持小农经济，支持五口到八口之家的自耕农成为国家主体，随着军爵律颁布，军功地主也勃然兴起，遍布各郡县。以上这些人，他们成了维护变革的坚实阶级。

然而熊胜所在的楚国，缺少这些基础，仅凭一批有野心的外来士人就强行变法，变革也集中在政治人事，百姓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处，自然不会倾心支持。这便如同一个人缺了一条腿，不可能走得太远。而且赵无恤的剑是斩向自己家族外、国外的敌人，而白公的剑，却必须斩向自己的亲戚长辈……

以上种种，赵无恤心知肚明，但他不会告诉熊胜，反而还利用那只无形的手去推波助澜，让事态朝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

“熊胜不顾楚国国情，强行推动变法，导致亲戚反目，县公愤懑，引发了震动，楚国贵族一致要他下台，白公恼羞成怒之下，遂发动了叛乱。破郢都后，楚子章已向北遁走，于是熊胜又僭越称王。”

“至于楚子章，据可靠消息，已经向北逃窜，经由蓝邑遁入鄀城，鄀城乃是楚国陪都，城高池深，也有数千守卒。熊胜虽然已经挥师攻破蓝邑，但对于鄀城，却只能望城兴叹，围攻了一阵无果后，已经转而继续攻略江汉各县了，而他的淮南老巢，依然在不断征召百姓，向西增援。”

“与此同时，楚子章也向北方的宛、叶求援，叶公子高想必已经秣马厉兵，准备南下驰援了……楚国现在的形势，好比当年周平王周携王并立，实际上则是叶公和白公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