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飛对晋、郑刑律都十分熟悉，赵无恤的新政体系里最缺的就是管刑法诉讼的士师，还有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出的一套合理法规。

他曾起过在晋、郑寻一批法律人才的想法，邓飛首当其冲，但那会三邑百废待兴，主要任务是防备盗跖，内部的冲突并不显著，赵宣子之法也能凑合着用，这件事也就耽搁了。

不过现如今，见邓飛职务依然繁重，待遇也没被籍秦提升几分，所以这个计划又浮现出来。赵无恤生出了招揽之心，作为籍秦属吏而非家臣，邓飛算是自由身，良禽择木而栖，籍秦不是明主，只要晓之以情，诱之以利，无恤不信他不来。

同是中大夫，一个上军司马，一个小司寇，谁比谁差？论领地，赵无恤还多出一个呢！论名声，“数典忘祖”的后人怎么和十六七岁就为诗三百添了好几首新词，如今风评正好的赵无恤相提并论？

于是他便邀邓飛蹬车一叙，还故作醉后愤懑抱怨道：“籍大夫待先生也太薄了，出行竟然没有车马配送，真是岂有此理，明日起便用我的车驾！至于先生所说之事，只要是无恤能办到的，一定不会耽搁！”

邓飛感动之余，提出的请求却是赵无恤事先没想到的。

……

“想必大夫有所耳闻，我原本是邓人，百年前邦国亡于楚后举族北上，散落在郑地。飛有一表弟名为邓析，乃是郑国讼师，生性傲慢，擅长两可之说，对律法钻研得比我还深。他如今因为得罪了郑国执政，被禁足于家中，在给我的来信上说，此生绝不愿苟且低头，但若不低头，可能会被郑卿判罪当死，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大夫能出手救他一命！”

“邓子被禁锢起来了？”说到这儿，赵无恤暗道从子贡处听到的消息果然是准确的。

说起邓析，那也是这时代的大名人，可以说是战国法家和名家的开山人物。他这十几年来做的一桩桩都是大事，先是不满子产之政，便欲改郑所铸旧法，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

其后是向郑国国人、商贾们传授法律知识，还公开承揽诉讼，为人打官司，他在审案的棘下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多次翻转了案情。这让郑国司寇、士师十分被动，只要邓析到场，便再无人敢主事。

所以他的大名无恤早有耳闻，还曾派人去郑国求见邓析，并出钱帛购了几大卷手抄的《竹刑》。回来翻过一遍后，发现邓析的思想实在是激进得无以复加：他这是想改变郑国的旧制，既不提效法先王，不肯尊礼义，更不愿意接受当时国君、执政的命令。

到了现在，邓析胆子越来越大，开始非难起郑国执政驷歂来了，还在一场辩论中胜过了他。

于是乎，在这位邓先生的折腾下，郑国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传闻“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对郑国七穆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

当年郑子产活着的时候，面对国人对他的不满、诽谤，他不毁乡社，不堵塞舆论，用实质性的政绩扭转了国人的看法，可谓是有容忍之量。子产死后，继承执政地位的是七穆之一，游氏的子大叔，他为政敦厚、持重而宽容，所以也没找邓析麻烦。

现在，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是驷氏的驷歂，他不胜邓析之辩，自觉丢了面子，于是便对邓析下了禁锢令，不许其出门，同时勒令更改《竹刑》里的一些条款。

这便是邓析遭灾的前因后果，驷歂的心胸可没前两任执政那么宽广，一旦他觉得应付不了郑国“民口喧哗”的局面，随时可能会执邓析而戮之！

如今面对邓飛的求援，无恤沉吟片刻后反问道：“无恤是鲁国司寇而非郑国司寇，一个区区中大夫也不会被郑卿看在眼中。郑国的邓子天下知名，如今喜好招纳贤才的卿族不在少数，他们若能出手，定然不费气力就能救邓子出来，先生为何偏偏向人微言轻的我求助？”

邓飛也是无奈，自己的主君籍秦是个没担当的，虽然用他，却只是以寻常士人待之，怎么可能会因为他一席话而去救邓析？世上卿大夫虽多，但与他相熟的就寥寥几人，思来想去，值得托付的也就赵无恤了，他虽然和邓析关系不好，但毕竟是未出五服的血亲，怎么能见死不救？

于是他郑重下拜道：“族弟虽然在诸侯间有名望，但却不是什么好名声，试问谁能容得下一个鼓噪‘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大夫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言的舌辩名法之士？而郑国的商贾们也惧怕执政之怒，避之尤恐不及。但我却知道，司寇有仁心，而且喜好名法之学，且手下的商贾货殖中原，在郑国也有些人手，还望能设法解救族弟，能让他在鲁国西鄙避避风头。司寇结草之恩，飛与邓析，乃至于邓氏全族定当报效之！”

s：今天先这样了，明儿两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