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潮湿闷热，蝉鸣聒噪不休。新生的政权机构像一台刚刚启动的庞大机器，在各个角落发出生涩而忙碌的声响。顾清翰被安排在市政府下属的文化教育处，担任副处长。办公室宽敞明亮，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榕树，桌上堆着崭新的文件和待批的规章条例。表面看来，一切井然有序，充满了百废待兴的希望。

但他清楚，平静的水面下，暗礁密布。他的任命并非一帆风顺，档案里“判官”的经历，既是功勋，也是某种需要被反复审视和“消毒”的烙印。谈话、学习、填写各种表格，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谨慎地应对着，言辞得体，态度谦逊，将那段血与火的过往，小心翼翼地封装在官方认可的叙事框架内。

陆震云的处境则艰难得多。他被暂时安置在市郊一处招待所，美其名曰“休养学习”，实则处于半软禁状态。审查是漫长而细致的，需要他一遍遍回忆、书写、解释过往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与三教九流的联系、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行动方式。他沉默地配合着，但眉宇间的戾气和周身散发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江湖气息，让负责审查的干部们始终带着警惕和审视。

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且总有第三人在场。通常是在顾清翰下班后，由组织安排的、在指定地点的“非正式碰头”，名义上是关心陆震云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谈话内容空洞而官方，顾清翰问些生活起居，陆震云简短回答，气氛压抑得像广州夏季雷雨前的低气压。他们的眼神偶尔交汇，迅速分开，里面藏着无法言说的担忧和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

这天下午，处里开完一个冗长的学习会议，顾清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同办公室的刘处长，一位戴着深度眼镜、面容和善却总带着几分审视意味的中年男子，端着茶杯踱步过来，看似随意地靠在桌边。

“顾处长，工作还适应吧？”刘处长笑眯眯地问。

“还好，谢谢刘处长关心，还在努力学习。”顾清翰礼貌回应，手下动作未停。

“适应就好，适应就好。”刘处长呷了口茶，目光透过镜片，落在顾清翰脸上，语气依旧温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敲打意味，“咱们现在是新社会了，一切都要讲新规矩，新风气。个人生活，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个人生活，也要注意影响啊。”

顾清翰整理文件的手微微一顿，抬起眼，平静地看着刘处长：“刘处长的意思是？”

刘处长呵呵一笑，摆摆手：“没什么特别意思，就是随口一提，提醒一下。毕竟啊，咱们处是窗口单位，形象很重要。有些历史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来往过密了，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吧？要注意划清界限，这也是对同志负责嘛。”

他的话像一根浸了冰水的针，轻轻扎在顾清翰心上。没有点名道姓，但指向再明确不过。历史关系复杂的人——除了陆震云，还能有谁？划清界限——这是比在码头时王次长更含蓄、却也更具体制压迫性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