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务实可操作的方略，分为“预”、“御”、“治”三大部分。

“然则，知灾之由，更贵在防患于未然，救灾于既至。

谨拟三策：曰预弭之策，曰御守之策，曰根治之策。”

“一曰预弭之策，在于未旱先防，未蝗先察。

责成州县，于每岁春秋，遣老农吏员巡视辖内河滩洼地。

若见地面有蜂巢般细孔（蝗虫产卵地），即命乡民掘土翻出，或以火焚之，或以水浸之，则一卵可除万千之患。

此乃事半功倍之上策。并应广凿陂塘，蓄水防旱。旱情得缓，则蝗患自消其半。”

“二曰御守之策，在于蝗起之初，灭于方萌。

蝗蝻初生，翅软不能远飞，此乃扑杀之黄金时机。

须建立乡保联防之制，一村有蝗，鸣锣为号，周边村落青壮皆需持扫帚、钉耙、网具前往扑打。

官府可依捕捉之蝗虫斤两，赏以铜钱或谷物，以激励百姓。

另可效法唐代姚崇之法，于田间掘设长堑，众人驱赶，使蝗虫入堑后掩埋焚毁。

切记不可惑于‘蝗乃神虫’之谬论而纵容其坐大，当以人力抗天灾，方为尽人事之道。”

“三曰根治之策，在于改土易俗，长远谋划。

蝗灾频仍之地，多为水利不修之瘠土。朝廷当督导地方，兴修水利，广植树木以调节气候，改良土壤。

鼓励百姓多种蝗虫不食之豆薯类作物，以备灾年。

更须将捕蝗防灾之法，编为浅显歌谣，由乡塾先生、地方耆老广为宣讲，使妇孺皆知，深入民心。

如此，则预警之网密布，应对之策娴熟，纵有旱情，亦难成滔天之蝗祸。”

在文章最后，他再次升华主题，将具体方略与儒家仁政思想结合：

“凡此三策，皆需州县官实心任事，视民如伤。

若能颁行天下，严考成之法，信赏必罚，则吏治清而民生遂。

古云：‘圣人不畏灾异，而畏修省之不尽。’

旱蝗虽厉，然其机理既明，我辈岂能坐以待毙？但使人定胜天之志长存，防灾救灾之策得宜，则天灾可御，人祸可免，五谷丰登，社稷安康可期矣！”

全文洋洋洒洒千余言，结构严谨，论点清晰，论据扎实。

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又有细致入微的操作方法，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未来政治家经世济民的务实精神与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