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时拘拘谨谨的陈淑彦，动了感情，竟然说了这么一大套！其实，她说的这些，大半都不是她的亲身经历，但这是她家的大事儿，是爸爸一辈子后悔不及的经验教训，一不顺心，就只能回家当着老婆孩子叨唠，她都听得会背了。这会儿牵动愁肠，便当着和善可亲的韩太太一吐为快。她和新月既然是同窗好友，当然也就不把新月的母亲当外人。说到这里，她又不禁暗暗在心里把自己的家庭和韩家相比：人家韩伯伯过去做那么大的买卖，到如今还住着这么好的房于，摆着这么大的谱儿，怎么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小业主儿，倒是挺直了腰杆儿的国家干部？唉，命运哪，命运，你不公平啊！

“我爸爸哪儿有韩伯伯这么精明！”这句由衷的感叹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

“他精明？”韩太太淡淡地说，“头二十年他就把家毁光喽！要不然，国家能叫他当‘无产阶级’？”

这话音儿分不清是褒是贬，也没说出韩子奇是怎么把家“毁光”了的，韩太太决不会像陈淑彦那样胸无城府，把家里的事儿抖落个一干二净的。她说这话，正是给自己的家庭定个调子，不让陈淑彦再胡乱猜疑，她看出了这姑娘对韩家的羡慕和好奇。

陈淑彦也没再追问，人家天好是人家的，也没有她的份儿，她只能自叹投错了胎，生在那样的家庭，空顶着个背时的“小业主”牌子，日子却比人家这“无产阶级”差远了去了。要是能像韩家这么样儿，即使当“资产阶级”倒也值啊！“唉，新月多好！也不受家庭的连累，想考名牌儿大学，就考上了。哪儿像我啊，连轻工业学院都不要我这样的！”

绕了一圈儿，这才落到根本上，她的一切沮丧、牢骚都是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发的。今天来送新月，本是碍于情面，迫不得已而信守前约，在路上就反反复复心里颠倒了好几个个儿才鼓足勇气来的，不料又扑了空，那种失落感就无形中增强了好几倍，不知不觉眼泪又要涌出来。

韩太太充满同情地看着这感情脆弱的姑娘，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看来，陈淑彦把考不上大学的罪过全推在她爸爸身上了，又似乎觉得新月的升学是因为出身比她好。韩太太尽管不懂得国家招大学生是不是凭着家庭“看人下菜碟儿”，但她本能地认为这样说屈了新月。上大学又不是花钱买的，那不是还得考嘛，学问不好，恐怕也不行。她凭着韩子奇对女儿的评价，确信新月是靠本事考上的。那么，陈淑彦也许在学问上就不如新月。但她不能这样点给陈淑彦听，叫人家脸上挂不住。至于陈淑彦那种对家庭的自卑感，韩太太却又不以为然，不管怎么说，你爸爸也是做过几十年买卖的人，手里还趁过两千块钱呢，比那些光靠两只手混饭吃的人总还是强多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论家底儿，也是比那些靠国家提拔起来的工人更趁、用不着这么瞅不起自个儿。可是，这话也不便明说。想了想，就另找途径宽陈淑彦的心：“姑娘，已然这么样儿了，你也别老是觉着委屈！依我说呀，一个姑娘家，念书念到高中毕业也就足矣，大学上不上的不吃紧！我们家天星不是也没上过大学嘛，在保密厂子工作，又能比谁差到哪儿去？你呀，甭跟新月学，在家好好儿地帮你妈几年吧！”

陈淑彦掏出手绢儿擦着眼角说：“我妈也是真难啊！下边儿两个兄弟都在上学，得吃，得穿，得缴学费，光指望我爸爸那八十块钱哪儿够？要不我妈就说了：‘你没考上大学是我的福！’”

“倒也是实话，”韩太太点点头，“早点儿工作，也给你妈省点儿心！”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这些天，他就在到处托人儿给我找工作，听说琉璃厂文物商店有个老师傅，过去跟他一块儿学过徒的，也许能帮点儿忙……”

“噢？要是能成，那儿倒是不错，也是咱古玩行里的！回头，我跟你韩伯伯也提提这事儿，行里的人儿他都熟，要是用得着的话，叫他去言语声儿！”

“那可就太好了，”陈淑彦感激地望着韩太太，“伯母，我要是能去了文物商店，可得好好儿地谢谢您！”

“咳，说这话就见外了，都是回回亲戚！”

韩太太所说的“回回亲戚”，并非实指亲属关系，而是回回之间的通称，显示了这个民族同胞之间特有的情感。她拿起暖瓶，给客人的茶碗又续上水，好似漫不经心地问道：“淑彦，你今年十几啦？我记得你比新月大……”

“比她大两岁，十九了；我的生日早，到春节就整二十了。小时候上学晚，在班里挺大的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