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跳“硬着陆”入文坛
作家有“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区分。
“软着陆”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成功;“硬着陆”是连降落伞也没有,从飞机上两眼一闭跳下去。“硬着陆”也有成功的,但成功的少。我的“硬着陆”不是一次性着陆,是两级跳,所以没有摔死。
一次是跳进了红学界,然后从红学界的台阶上跳进了文学队伍。如果一个高中生拿着《康熙大帝》走进出版社,也许编辑看也不看就塞进废纸篓,但是红学会的会员拿着《康熙大帝》给编辑看,人家可能就重视一些。过去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报界,我都没有杯水之交的朋友,没有这种交往,凭什么要出版社相信你?所以必须要有资格。
我的头脑很清醒,没有大学文凭,也不可能取得大学文凭,要想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长。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深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不接触市井,也没有爱情生活,只能读历史。我研究的是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直到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明清都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两晋南北朝还是薄弱环节。
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契机就是红学会。我从小对《红楼梦》感兴趣,连续写了一些见解独特的论文。后来引起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重视,他把我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吸收我为全国红学会会员。
我进入红学界后,冯其庸对我说:“你有写小说的才能,你形象思维很好。”他的话激发我从“二楼”往“一楼”跳。“硬着陆”没有降落伞,跳得低一点就行了,需要找个平台。事实证明两级跳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科学的。
冯其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是“私淑弟子”,他看得起我,我也佩服他,但没有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
1982年,我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学会第三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些专家、学者谈到康熙皇帝,就有人感叹,至今尚未有一部描写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实在遗憾。我就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来写!”
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一个县级宣传部当科长。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工作做得很好,几个同志都做得很好,在地区、在省里经常获奖。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但是也有问题,一是我比较穷,每月五十二元工资,稿纸买不起,就用公家稿纸写,用得不多,顶多三十本。二是家务事多,需要养家糊口,白天还要上班。我们宣传部长对我觉察以后,就批评说,有的同志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的稿子。这事儿我不认为他批评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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