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通达点头说道，“新理论出来之后，中央层面的具体指导肯定是要滞后出现的，所以我们也就是摸索着干，但是对于明阳本地已经没有希望搞活的企业，还是要痛下决心处理掉的，否则市政府方面就腾不出手来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明阳市的经济就无法做到快速腾飞。”

陈明洛听了之后，摸了摸脑袋，他可是前世做过党校讲师的，对于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再熟悉不过了。

简单来说，抓大放小就是把大的国有企业组建成大型的企业集团，而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市场来决定它们的命运。

国内并不想走东欧和俄罗斯式的大规模的、一步到位的私有化道路。

在这种前提之下，抓大放小就是一种混合型的产权改革方式，用非私有化的方式来重组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小型企业的产权改革则有很大的伸缩性，可以有多方面的民营化方式。

应该说，抓大放小是具有很高的战略眼光的。

就放小来说，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也是一种理性选择。

因为产权不明等原因，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效益不好，没有市场竞争能力，也经常是各级政府沉重财政负担的一个主要根源。

从国际经验看，民营化不失为国有企业转型的一个有效方式，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和收入分配合理化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任何一个理论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陈明洛说道，“抓大放小理论是不错的，但是问题在于政策的执行上。”

他这么说自然也是有所考虑的，国内并没有什么大企业，

所谓的大企业集团不过就是依靠政令和垄断相结合的产物而已，创新、效益和竞争能力等都没有表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垄断企业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作的，而更像是行政组织和政治组织，称为王国并不为过。而在这些企业集团内部，管理层可以自行其是，没有人可以对之进行有效监管，、国有资产流失、工资定级失控等等都很普遍。

企业效益好了，利益大多都被企业自身所享受，很难扩散到社会整体。但如果企业效益不好，又可借用国家的力量得到大量的投入。

要知道，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产者，国家所具有的财富源自于社会的各部门。也就是说，这些企业是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得到社会财富而为自身利益服务的。

“这个理论是没错儿的，但是操作起来很容易成为大多数人为少数人输血的面子工程。”陈明洛表示道，“放小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很多，政界和经济学界对民营化非常迷信，认定民营化是唯一出路，但在经验层面，很少有人理解民营化或者私有化的真正含义或者目标。”

事情也确实如此，在民营化遇到社会阻力的时候，各级政府经常是不惜借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来推动，而不能兼顾公共利益。

“民营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公众，但在国内，民营化往往通过政权的力量来执行，其残酷无情的程度罕见于世界。民营化的服务对象为资本，而非社会。因为缺乏鼓励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我很担心这么做的后果。”陈明洛说道。

实际上，抓大放小之后，在很多地方，中小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原因就是这些中小企业被迫转型之后，又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并购，在创业等口号的掩护下，企业实际上成了资本拥有者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

“不过改革就是这样了，所谓改革，就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已，在能够保证大多数人过上平稳生活的前提之下，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势必是要被牺牲掉的。”陈明洛接着又有些无奈地说道。

萧名学和陈通达听陈明洛在那里畅谈了一番对于抓大放小理论的看法，都觉得这项工作还没有怎么开展起来呢，陈明洛就似乎已经为它定性了，真是有点儿匪夷所思，可是听起来偏偏又有些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