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阁下，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根据《通商行船条约》我们派驻领事，在重庆跟当时的清政府协商，划定了王家沱的一段地区为日本专管租界，成为日本在中国的五个正式租界之一。

大日本帝国富有开拓精神商人，大批住进租界，先后在重庆日租界开设友邻火柴公司、大阪洋行、又新丝厂、武林洋行、日清公司等和“海军集会所”。

日本商民日本军舰停泊租界外之江面，给予租界很大的支持。

可是四川远离日本，天下为乱而蜀先乱，哪里又是推翻清廷以后的一块特殊的战乱区。

当地人对日本侨民很不友好，哪怕在九一八满洲事变之前，反日情绪也很高涨，好几次集会要求收回租界，在九一八满洲事变以后，更加频繁。

我大日本帝国的商行，工厂，商品，被当地人抵制，尤其是大量沿海工厂迁川以后，各种商品充斥四川市场，日租界工厂遭遇了极大的冲击，大部分呈现亏损状态。

直到七七事变前夕，仍然有极少数商社任然在坚持长期在四川经营。

重庆的日侨，被当地人排斥，无法融入四川的社会各阶层，四川袍哥义气重，将领和高级官员几乎都出身袍哥，这些人沽名钓誉，拉帮结派，敌视租界，哪怕金元开路，情报部门难以在四川有所收获。

七七事变爆发，刘湘立刻下令川军，收复了日租界，撤退很仓促，对我们情报部门打击很大！”

王茹烟眼前不紧不慢发问的，是第六师团新到任的师团长稲叶四郎。

他是在川军撤离上海第二天早上，到的上海。

松井石根希望他晚一些时间，再去接任第六师团长。

日军在华中战场，损失实在太大了。

就连淞沪会战的损失，日军也只敢给国人通报四分之一的数字。

要是第十军的战损披露出去，一定会严重影响本土的战争动员。

战败必然需要有人负责。

对于松井石根大将，稻叶四郎是尊重的，毕竟突破大本营划定的作战区域，让更多军官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都不知道，松井石根和谷寿夫他们，知道自己在军队的生涯进入了倒计时，准备在南京疯狂的报复。

让他留在上海，是不希望他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