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献记录的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夏朝、商朝、周朝开始，由于中国历朝历代朝廷对对周朝记录的历史非常重视，因此周朝史官记录国家的历史文献得到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保留，因此周朝的相关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史前文明即华夏文明的重要历史依据，当时周朝记录的史前历史是否真实可靠仍然是我们不能绕开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目前我们已经掌握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并结合周朝、汉朝记录的从三皇五帝到夏朝、商朝和周朝等的历史文献，来对中国史前文明即华夏文明进行分析，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夏文明全貌。
根据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这表明夏朝建立于距今4100左右，这个时期正好是那次严重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小冰河期结束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是古蜀国三星堆文明被毁灭的时间段，也在华夏族立族立国，号称统治天下的时间节点上。
夏朝退出历史舞台后，商朝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27年。
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于公元前1027年至公元前256年。
按照中国文化传统，黄帝是华夏族创始人和始祖，根据《史记》中《五帝本纪第一》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神，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板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荀彧，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鉴于王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神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名十四人。”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黄帝崩，葬于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司马迁记录的这段文言文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一个基本的信息是，黄帝的领导华夏族和同盟军，平定了国家动乱，击退了炎帝的挑战，消灭劲敌蚩尤，从此登上帝王，并使华夏族成为国家的新贵族，登上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改天换地的战争？我们认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4100年间的那场严重的小冰河期，迫使北方农牧民族南下翻越秦岭进入四川盆地避难，于是爆发了轩辕黄帝领导华夏族及其同盟军，与神农氏、炎帝和蚩尤等地方势力，在四川等地区爆发战争，最终黄帝获胜，并发生了古蜀国宗庙（即三星堆文化遗址）被毁的历史惨烈事件。
司马迁生活于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87年，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是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早年生活在家乡，十岁随父入京，先后向古文大师孔安国、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了《尚书》《春秋》公羊学，对儒、道等各家学说有广泛的学习。由于师出名门，年轻时便在西汉朝廷中任郎中，并奉命出使中国西南等地。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并开始着手编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处腐刑，出狱后，发愤著书，于征和元年（前92年）左右完成了这部巨著， 完成不久后即去世。由于《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而客观地记录中国历史的文史典籍，因此司马迁被世人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作为有良知及品德的西汉高级知识分子和史官，他肯定全面地阅读，并深刻理解了西汉朝廷里保存和收罗的关于中国地区民族及国家起源及历史的典籍文献。但是司马迁创作《史记》时，华夏文明草创初期即黄帝时代已经过去2000多年，加上在黄帝时代漫长的岁月里，由于战火频繁，部落统帅机关迁徙不定，因此能够保留下来的关于黄帝和华夏族的历史典籍文献肯定非常有限，同时由于过往朝代的统治者和文化精英们为掩盖和美好本族历史，导致历史真相掩盖和篡改，能够流传下来的反映真实历史的典籍肯定不多，而能够流传下来的典籍往往内容零散、逻辑混乱、矛盾重重、晦涩难懂。
因此，司马迁在创作这段史前历史时非常为难，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结尾时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顺，荐绅先生难言之。......。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文言文的基本意思是：因为华夏族位列始祖的都同为有熊姓氏，因此黄帝、颛顼、喾、尧、舜为五帝；禹、契、弃等三帝，虽然都有立国统治天下，但是由于与黄帝不同姓氏，因此不能列入五帝之列。这就是大多数学者对五帝的定义。然而在古籍《尚书》中，记载华夏始祖时，只从尧帝开始往后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过去的百家大学者们认为，保留下来的叙述黄帝事迹及言行的典籍文章不“雅顺”，“荐绅先生”们都不敢说！（太史公）不是那种好学深思、明白古人用意的文人，因此，太史公也敢凭着自己浅见寡闻来妄言古人！但是我并凑论述，选择那些对先帝论述还算“雅顺”的史料，编著为《五帝本纪第一》。
为什么司马迁写《史记》时临渊履薄、战战兢兢呢？因为汉朝是华夏族的国家，黄帝是华夏族头号始祖，如果黄帝和华夏族有缺陷、瑕疵和污点，将意味着汉朝统治者及其宗族的尊贵、正统、辉煌历史都是瞎扯，同时汉朝统治阶层的文治武力和道德教化也将变得苍白无力，因此汉朝肯定要不成文规定，一切关于黄帝和华夏族“不雅顺”的事件和言论一律不能写入《史记》之中，否则司马迁就要受到比宫刑更严酷的惩罚。但是，司马迁心里也清楚，去掉那些“不雅顺”的内容，后人将无法读懂黄帝时代及其后代的历史，这使司马迁非常痛苦和为难，因此，司马迁在维护帝王及王族的名誉、地位、统治和利益的基础上，写出了《史记.五帝本纪》这篇神话般使人感到云里雾里、莫名其妙的华夏历史。
我们认为《五帝本纪》基本上保留历史事件梗概和基本过程和结果，只是将对黄帝和华夏族“不雅顺”的内容和言论进行掩盖和修改，以此满足汉朝统治者的文化价值需求。
在地理方面，刘家是中原华夏族后裔，汉朝建都长安，主要统治中原地区、秦川地区、四川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汉朝立国初期中原地区、秦川地区等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族传统地盘，江淮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四川地区等地区一直是百越等民族的居住地。为了汉朝为了顺利征服和统治中国南方地区，汉朝史官肯定要将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放在北方，营造一种“北尊南卑”地理文化观念，在编写《史记》时，司马迁肯定要满足汉朝廷这个原则性文化需求，因此司马迁发挥文人机智，将很多涉及华夏族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改成北方地名，实在不好改的地点只能进行含糊化处理。
在社会方面，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和道德规范的朝代，儒家思想是一套建立在父系氏族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社会治理体系和道德规范。而西汉之前有秦朝、战国、周朝、商朝和夏朝等历史时期，在这些历史时期里，王朝和民间都存在母系氏族制度与父系氏族制度并存和混杂的状况，因此，在财产归属、宗族伦理、贵贱次序、道德教化等社会管理方面非常混乱，如养男宠在母系氏族社会是正常现象，合理合法。但是养男宠在父系社会却是杀头大罪；养女宠在父系氏族社会里很正常，但是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养女宠者要被乱石砸死！因此，在西汉朝廷坚决反对和打击母系氏族社会残留下来的制度、习俗和思想，西汉朝廷称这些母系氏族社会残留东西为“蛮夷狡夏”，夷、夏都是古代对女性的称呼。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尽可能不论述母系氏族社会内容，尽可能采用父系氏族社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创作文章。
在道德方面，在古代社会公认和朝廷认可的道德精神和规范就是法律，道德是判断事物对错，司法审判、定罪和量刑的标准，因此道德非常重要。西汉是中国第一个推行父系氏族社会的国家，因此建立父系氏族社会的道德体系和规范，清除母系氏族社会的道德体系和规范是朝廷文化建设主要任务。同时，由于西汉朝廷将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正统思想，因此一些与儒家思想相抵触、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言论都必须清除。儒家思想重要内容是伦理、忠孝、仁义、和善、平等等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但是西汉之前朝代和社会并没有这些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奴役、压迫、残害、盗窃、抢劫、奸淫、狡诈、杀伐、灭族等罪恶的事情，在西汉之前的朝代和社会里被视为正常之事，甚至这些丑恶行为被社会普遍认识是有能力、智慧、勇气和权势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