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阿斯图里亚斯王国（Kingdom of Asturias）获得了喘息机会，并将这段时间用于巩固力量。

此前该王国仅局限于坎塔布连山地（Cantabrian highlands）中的一些小据点。

在叛变的柏柏尔驻军撤离北方边境要塞后，阿斯图里亚斯的基督教国王阿方索一世（Alfonso I of Asturias）立即着手占领这些空置的堡垒，迅速将西北的加利西亚（Galicia）和莱昂（León）省份纳入他的初生王国。

阿斯图里亚斯人还将加利西亚-莱昂低地的基督教居民从城镇和村庄撤离，创建了杜罗河谷（Douro River valley）的一个空旷缓冲区（即“杜罗沙漠”）。

这个新出现的边境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大致保持不变，成为基督教北方与伊斯兰南方之间的界限。

在这一边境和其南部的核心区域之间，安达卢斯国家设立了三个大的边防区：下边防区（Lower March，首府最初在梅里达，后来迁至巴达霍斯）、中边防区（Middle March，中心位于托莱多）、上边防区（Upper March，中心位于萨拉戈萨）。

这些动乱和无序的局面还让法兰克人，在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的领导下，于752年入侵了塞普蒂马尼亚（Septimania）这一战略要地，试图剥夺安达卢斯入侵法兰西（Francia）的便捷跳板。

经过漫长的围攻，法兰克人在759年终于攻陷了最后一个阿拉伯据点，纳博讷（Narbonne）城堡。

安达卢斯自此被封锁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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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人起义的第三个后果是大马士革哈里发对西部省份的控制权崩溃。

随着倭马亚（Umayyad）哈里发被东方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s）挑战而分散注意力，马格里布（Maghreb）和安达卢斯的西部省份脱离了他们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