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初听到秦观在言语中批判“旧党”的话，一时竟有点错乱，后来仔细在心里盘念了好久后，方才大悟：其实在元佑年间，翻身执政的司马光、范纯仁以及苏辙等人，恰恰认为自己才是新党，而他们所要攻击、反对的王安石、蔡确及章惇等人，便就是他们眼中的元丰旧党。

而这种称法，还是苏辙率先提出的【详见本章末注】。

不过，不管怎么称呼，秦观这种承自苏轼的“不论党派所别，一切服务于实际”的观点，乃是这个时代的士人中难得的清醒，但其不但被对手所敌视，更是难得自己人的认同。这便是苏门众人的历史悲剧所在。

秦刚正好接其话题说下去：“昔日神宗五路伐夏，若非所托非人，银、夏、盐、兰、灵各州皆可收复，横山又可在手，稍花几年时间巩固之后，西夏之患便可一举而解。”

的确，这场战役里的种谔、刘昌祚，甚至包括两个宦官李宪与王中正的前半段战绩都相当不错，但最终却因为争功的高遵裕而兵败灵州。在此之后的永乐城一战中，又因无知自大的徐禧，将熙丰年间的所有对夏军事优势而损失殆尽。所以这段历史中“一将无能累三军”的观点应该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

秦观却摇头说道：“兵者，将帅乃手臂，若有良选便得驱使得当；而谋主为灵魂，看得清形势方能谋定而后动。西夏小弱却尚武，国贫却好战。如一昧强攻，易激其凶残本性，多作困兽之斗，此为五路伐夏之弊端；但若无攻而固守，却又于敌前而示弱，坐地而被动挨打，此为永乐城失陷之根本。所以，对夏之战，浅攻为根本，我大宋幅地万里，兵甲数百万，可多地联动，车轮浅攻。这样既无伤我筋骨，但可断酋之积蓄养生。久之，西夏内部贵族之争利、民族之矛盾，必将累生倾轧、彼此失和。然后，边境之地，当屯田修仓，筑垒渐进。如此之下，纵有一两边帅指挥失当，无非进程稍滞，而西患之解则无远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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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的这些对夏的战略观点，其实早已零散写于他在元丰年间的五十篇策论中的一些相关文章里。

秦刚听得有点惭愧，因为这些策论都是他曾经认真研读过的，只是当时多限于揣摩其行文技巧、用语精妙。却并没有对其整体的军事分析有过太多的认真思考。

北宋朝堂的对夏战略，一直是游走于轻视与忽视的首鼠两端：

轻视者无知于宋军的积弊以及夏军之顽强，总是幻想着集百万大军之雷霆一击，从而收复汉唐故地，实现皇宋之泱泱功绩。

而忽视者则无视于党项人的贪婪与窥视中原之野心，总以息兵止弋，以德服人的腐儒之由，对外软弱求和、对内鼓吹马放南山。

也正是在一帮元佑主和派的固执推行下，元佑初期，将熙丰北伐最终残留的最后一点战果，即米脂等四寨拱手交还给了西夏。但换来的，却是西夏发自内心的蔑视与不可阻止的狼子野心。

自元佑以来，宋夏边境的战火，就一直没有真正平息过。若是没有章楶打“固守”旗号的“浅攻”之力的威慑，环庆一线的防线，大概都要陆续崩败，而河湟开边的成果也将丧失殆尽。

秦刚这时才发现，谈论边境军事之时，秦观的全身上下，似乎绽放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有曾经年少时的青春锐气、有人至中年时的睿智察力、还有始终未减的豪情壮志，三种无法遏制的情怀，跃然于一句句言语中，使人不禁眼前开始恍惚：

这还是那个“山抹微云”的华采词人，还是那个歌颂“金风玉露”的多情才子么？

“不过，如果需要朝廷来征召老师去征战沙场的时候，那样的时局，不知道是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秦刚以此开玩笑道。

“孙子有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虽讲的是战时的计策之道，但也可以引述为治国之战略之道。如若我大宋天下之读书人，都可懂兵、知兵而不必为之用兵，则势可震慑四方宵小、伐可平定天下纷争。”秦观以此说道。

秦刚才知，自己小看了老师的军事视野。

三人一直谈到晚饭之前。

原本在扬州做了一段生意的胡衍，在来京城之前，都感觉自己与大哥的差距已经拉近了不少，不过在这一轮的聊天中，他又再次悲哀地发现：距离更远了。

注：苏辙的《颍滨遗老传》写：“自元佑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此为史载对于北宋党争中最早的“旧党”一说，其实指的反而是新党。而最早用新旧两党来特称北宋士大夫派别的语例，要到清人陈绍箕的《鉴古斋日记》所记：“苏东坡言于神宗曰……太急则反不能治矣。听言太广，则新党、旧党将争哄于廷，言哤政杂，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