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如今的秦刚这样，因为立功而获得赏赐的官位，通常被叫作选人官，一般只能在七品以下的低品级之间徘徊，同时也根本比不上同品级甚至稍低品级的进士出身官员，基本上只能与蒙荫官甚至之后的捐官算作同一个档次。

而进士授官，除了排在一榜甲等的状元榜眼这少有的几人，可以有机会入职翰林，直接成为京官。大多数的进士，只会分配为一些县令、主簿或者边远军州的辅官。

所以李清臣在考中进士之后，起先担任的就是邢州的司户参军。这种在地方上的官员，每一年都要经过严格的政绩考核，才能艰难地上升为县丞、县令等职。

之后便要经过一道严峻的门槛——通过吏部的铨选，确定能否转为京官。一旦通不过，就只能一辈子在各种县官与军州的辅官里转悠，品级也就一直在九品至八品之间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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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吏部的铨选，竞争极大，里面的水也极深。当年刚正耿直的李清臣自然过不了这一关。

好在，宋朝还给真正优秀杰出的官员开了一个口子：制科，又称制举，相对于科举，也称大举，由此可见其地位之重。

制科要分三级考试，首先须得皇帝近臣荐举，进呈策、论各二十五篇，皇帝委托两制侍从详看，并限定先淘汰三分之一。

秦观在元佑二年曾得到苏轼等人的荐举，参加了第一级的考试，可惜并未能通过而被淘汰。而更早一些的李清臣，却从这第一轮荐举中顺利过关，由此便可见到其实力确实不一般。

当然这里不是说秦观能力不行，只是说，通不过这第一轮考试的不一定没水平，但是能够通过的，那肯定是极有水平。

其次为秘阁试论，即现场出六个题目，要求一口气作出六篇论文。每次能过此关者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人。治平二年这次，李清臣成为了过关后两人中的第一名。

最后，便是御试对策，即由皇帝与宰相等官员出题问策。主持李清臣参加的这次御试的便是宋英宗与宰相司马光。

最后，李清臣终于通过了这次制科考试，而正式转为京官，具有了进一步升迁的重要实力。

经过几年在秘阁兢兢业业的工作，李清臣深受神宗皇帝的信任，被逐步提拔为翰林学士并官至吏部尚书，成为朝中的重臣。

自此开始，他则不可避免地开始面临党争与政治派别的影响。

只是，生性正直的李清臣，虽然赞同并倾向于变法，但他却没有像其他的变法派成员那样，大张旗鼓地一昧盲从王安石，以至于还一度被激进的变法者指责为保守派。

但是，在神宗皇帝去世后，保守派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大肆废除新法，打击新党之际。李清臣却坚定地站了出来，在蔡确、章惇先后都被逐出朝堂，保守派一手遮天的情形下，李清臣以他大无畏的精神与坚定的勇气，成为最后一个阶段对于新法的维护者与坚守者。

元佑二年四月，李清臣终于被罢尚书左丞，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再知河南永兴军。

直到元佑八年，随着高太后的身体欠佳，赵煦亲政的概率增大。朝中开始有人运作让一些具有新党倾向的官员提前回京布局。

首当其冲的就是李清臣。

当年六月，在两次召回失败之后，新党终于在第三次，成功地将在知真定府的李清臣召回京城，任户部尚书。

在这个时候，具体的官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在于表达出了一个鲜明的政治信号。

正如时间进行到了十二月，上月底从杭州召回京城的章惇只是非常低调地被任命了一个不领实职的群牧制置使，甚至都没有成为执政堂中的执政之一，但大家谁都清楚现在朝堂中作主的是谁。

宋王朝这具庞大的马车已经决定了转向，只是在完全实现方向的转变前，还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

至少，像各个在元佑期间被放逐到地方的新党干将，要把他们全部陆续地调回京城，则必须要走一系列的正规手续。然后如果要相应安置到各个重要的位置上的话，原来位置上的那些旧党官员还得找出问题一一逐放。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足够的时间，都需要如今新党的实际掌舵人章惇在背后细细地筹划。

如此一来，此时的李清臣，便站在了面向激烈动荡的朝局最前沿。

已经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李清臣当仁不让，首创提出了“绍述”之议，建议皇帝旗帜鲜明地继承先帝神宗的成法之绩，这便非常符合赵煦内心的政治意图，也算是开始在朝堂明确地吹响了重启变法思想的号角。

而大多数的官员都是盲从的，新党当政时他们跟着歌颂新法，旧党上台时则默认废法，而到了政治空气再一次扭转过来的时候，明哲保身的最大多数人，则开始各显神通地寻找新的出路或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