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与朱熹同宗，是其第五传弟子，受亦儒亦农之父朱秀，和大家闺秀之母汪氏熏陶，朱升自幼好学，先后师从陈栎、黄楚望等名家，朱升19岁中秀才，46岁中举人，50岁的朱升任池州路儒学学正，后不弃耕作，“避弃官隐石门”，第一次退隐时，他写下了“春深雨足长青草，数亩山田自可耕”“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讲授以身示法，南北学者云集”。这不仅显示了朱升的才干，而且表明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徽州地区，学者称他为“枫林先生”。

朱元璋拜访布衣的朱升时，朱元璋“因问兵要”，朱升留下锦囊计避而不见，计为劝朱元璋亲临指挥，朱升认为：“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朱元璋依计而行，亲率十万大军前往婺州，令“城破不许妄杀”。至十二月，夺取婺州，一举获胜，从而更加钦佩朱升，决心再访。出于思贤的缘故，朱元璋接受一访教训，便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做法，朱元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将所率卫队佯装成商队，由江西绕浙江，过连岭，悄悄来到朱升教馆前，请求朱升辅佐他打天下，寻求“陇中对策”，恳望朱升出山辅佐。然而，朱升并没有像诸葛亮那样拿架子，躲避两次，第三次才肯见面，朱元璋恳求安邦定国的大计。

朱升胸有成竹，也没有像诸葛亮那样开门见山就纵谈国家大势，而是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直截了当，不慌不忙，简明扼要地讲了三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便是后来天下闻名的“九言策”。

朱元璋受小明王韩林儿节制，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北方红巾军初起时，既谴责“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平等现象，又提出“复宋”的口号，符合新安士人的政治理想。朱升为朱元璋亲顾茅庐、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他进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一听，喜出望外，心中豁然开亮，接着，朱元璋又问：“处州密迩，可伐欤？”朱升主张攻取处州：“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皆王佐才，难致麾下，必取处州，然后可得。”攻克处州后，朱元璋当即“命预帷幄密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即遣使礼聘刘基等三贤，与宋濂一起召至应天。

朱升出山聘侍军门之后，朱元璋“令议礼乐征伐之事”，他“誓效智力以谋国，竭耿耿之丹衷”，成为朱元璋麾下一员辅佐重臣。至今回溪还有一株千年红豆杉，溯成溪河而上，则有“狮象把门”、“仙人走棋”的奇观，有“八角亭”、“大贤庙”、“避贤台”等遗址。

此后，朱升备受朱元璋器重，连年被征召问策，助朱元璋克饶州，下处州，捣江州，尤在鄱阳大战中，知彼知己，以先发火器、次发弓弩、再短兵击之等计，大败陈友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蒙朱升“三策”，朱元璋南征北战十余年，朱升被征召入京充当谋臣，先后被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翰林学士，并与诸儒制定祭祀斋戒礼、宗庙时享礼，编纂防止“内嬖惑人”、干预朝政的《女诫》，并为朱元璋撰写了颁赐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刘基、陶安、范常、秦中、陈德等功臣的诰书，“明兴仪礼、作乐、国史、女诫、征伐之仪，皆升为之”。朱元璋曾有七言两句御联：“国朝谋略无双士，翰林文章第一家。”朱升为明初政坛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朱升在和朱元璋打交道的过程中，早就隐隐感到朱元璋猜疑刻薄，杀戮功臣是早晚的事，如果要了朱元璋所赐的爵位，十之八九会引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在大家还都沉浸在封公封侯的美梦之中时，朱升正式申请“告老归乡”，又顾虑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老泪纵横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朱元璋被朱升哭得挺感动，就送了朱升一个顺水人情，用免死券慰藉他，没想到，后来儿子朱同刚到任礼部侍郎一个月，便被牵连进郭桓一案，受诬入狱，最后，陈尸街头。

71岁的朱升以年迈和“祭扫祖茔”为由，告老还乡辞官隐居，朱元璋感其功绩，意欲重封，但朱升执意退隐。朱升第二次退隐时，并未回老家休宁，也没有去原隐居地安徽歙县石门，“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偕夫人涉江沂淮抵东海转西溪而筑室于南龙港庄”。

朱升离开南京后，南京爆发血腥之灾，朱元璋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由于看到功臣占据高位，儿孙十分文弱。为保万代江山，害怕开国元勋扰乱，制造了一系列冤案。他将原封的64名国公、列侯、大将杀了34个，受株连的十几万人，先后杀死、毒死、逼死刘基、徐达等功臣。而朱升却因及早抽身得以保全。

晚年，朱升诗一首“乱后送人归越”是一种生命的感悟：“百战一身存，生还独有君。越山临海尽，吴地到江分。暮郭留晴霭，荒林翳夕曛。归途当岁晚，霜叶落纷纷”。朱升还写过一首临终诗：“留心垂半世，藏体付千年。海内风尘息，城南灯火偏。亲朋何用哭，含笑赴黄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