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崇祯没想到的是，他这番用心，却是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崇祯以为，派出太监到军中充当耳目，便可以防止各处将领的欺蒙与谋逆，但他却没想过，这些人到了地方上，这点正面作用，远不能抵消其带来的祸害。

要知道，宦官们皆是刑余之人，虽有小部分忠心为国者，但大部分皆是只会擅长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暗谋私利。这样的人，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在外发财的机会罢了。

这些派出的太监，到了地方军队之上，往往只会一味的盘剥贪腐，祸害甚大，以至军怨民怒，其对将领的牵制监视等正面作用，因此被大部抵消。

明史记载，崇祯自身，因外派太监的必要性与祸害性如此交织难分，他自已也时常纠结于到底派还是不派的痛苦之中，以至于外派太监之事，定了又撤，撤了又定，反复多次，自已亦是心神俱疲，不堪其累。

可叹的是，崇祯这番操作，既无法实现监督管理各地军将的目标，又让外派的太监肆意荼毒地方，还让自已被后世贴上了一个重用内监的恶名。

崇祯皇帝的这番际遇，令王明现在想来，亦是为之叹息。

所以，王明吸引崇祯皇帝失败的教训，为有别于朝廷所立之监军，特成立监巡司一职。

他任命阎应元为司长，郭之麟为副司长，下面再从九江城中招募三十余名生员，补充为员工，以负责军兵的薪金分放，战功审核，教习军士，监视协助将领，报告部队动态等事。

看上去，王明这种做法，与宋代的以文驭武颇为相象，但其实又有本质区别。

因为宋代的做法，太过极端，极其压制武将，视每个武将都为潜在的造反对象，在使用文官统驭军队的同时，将将领地位贬低至奴仆一般的状态，而且不停地调换兵将，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严重后果，军队的战力自是极度下降，最终退化成不堪一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