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黎棠说，“我觉得我们俩更适合做朋友。”

周东泽对他的回答似乎并不很意外，他面向窗外，淡声问：“是不是因为他？”

重逢后，在酒店楼下看见蒋楼时，周东泽就隐隐有预感，哪怕当时黎棠脚步飞快，上车后没有回头看哪怕一眼。

可即便做过预设，面对这样“不公平”的落败，难免有些不甘，尤其当黎棠面对他的问题时，用沉默代替默认。

周东泽认真道：“在法律体系里，只要触犯法规，就算另有隐情，就算受害者表示谅解，犯罪行为也依然成立。”

黎棠说：“我知道。”

他怎么能不知道，在旁人眼里，他有多傻，有多贱？当年广播事件要不是被多方势力压下去，单论严重程度都足够上社会新闻头版。而作为事件的受害者，他竟然在七年后，在所有人都没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站出来宣布：我非但不恨加害者，不追究加害者的责任，我还像以前一样爱着他。

黎棠闭了闭眼睛。

可是，谁又能真正了解其中的“隐情”？就算他自己，也只能从旁人口中拼凑出大致的轨迹，在未知全貌的情况下，谁又有资格来评判他的“轻易原谅”？

“你当年说得没错，他从来都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黎棠呼出一口气，“他恨一个人，就要报复回去，哪怕这个人是他自己。”

“我猜法律体系里，从未出现过加害者和受害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所以他做过的事，没办法仅凭一部法典或者几段条文，去总结定义。”

这番话无疑表明了立场，态度坚定不可移。

周东泽举起被放置到微凉的咖啡，一饮而尽。

放下空杯时，周东泽已然调整过来，哪怕笑容略显苦涩：“朋友也好，友谊反而是相对稳固的一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