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变得不那么理智，而这种情况是剧烈还是相对温和，主要来自个人对自身生存难度的估算。

当人对周遭大环境感到安全感充足的时候，他就会相对理智、温和，而周遭大环境让人安全感并不那么充足的时候，人普遍就会变得狭隘、自私、暴躁。

这并不是普通人的问题，是统治者和大环境的问题。

作为统治者，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大环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统治者的使命，达不成这个使命，统治者就是失败的，失败的统治者没有资格怪罪普通人的狭隘、自私和暴躁。

农民的确短视，但是在封建时代的大环境之中，短视反倒是底层民众必备的素养，只有足够短视，才能不被饿死。

当一个人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果腹的时候，要求他把眼光放长远就是一种暴政。

希望他人拥有长远眼光的同时，首先要考虑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到底能否允许他人拥有长远眼光，否则就是空手画大饼，是要死人的。

所以苏咏霖从来不曾考虑过用更加直接的手段快速完成他的社会改造，他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宽松的国内外环境，历史站在他这边。

集体农庄的成功推行和民众对集体农庄的低抵触情绪证明了苏咏霖对大环境的改良成功了，也证明了明政权运转的成功。

这是大方向。

而小方向上，农民们更多开始在意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是生存危机，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这是农民开始具备长远眼光的预兆。

苏咏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说到底，农业集体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工农业剪刀差，通过这种剪刀差来为工业发展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以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

后发国家因为失去了早期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时代的红利，无法通过吃别人来进行原始积累，想要后发制人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只有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进行。

集体农庄比农民个体户好就好在使得政府的税收对象从数千万的农民个体转变为了十数万的集体农庄，大大增强了政府税收效率，降低了税收成本，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工农业的剪刀差，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对于国家发展工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代价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

然而在苏咏霖这里，对这种原始积累的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一来技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想要进行全面工业化其实并不可能，目前还处在一个技术摸索阶段，所以并不需要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