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大一会儿郭先生的电话也打过来了：“郝先生这么着急要回去？”

“家门不幸，展博那边出了一点小问题，我回去处理一下，一周之内我一定回来，再继续跟郭先生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小子想赚钱想疯了，他跟我说他卷进华晨案里去了，而且还打算复制这个模式，不揍他一顿我心里不安稳。”

“华晨案？”郭先生也愣了一下，显然，他也听说过这个案子。

“那不如这样吧，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去港岛，到时候我在港岛恭候您的大驾。”

“好。”

…………

90年代初，对内地百姓而言是一个十分疯狂的年代，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正确的去理解这个疯狂的概念。

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发疯，或是随时准备发疯，赚钱的在发疯没赚到钱的人也在发疯，这个年代的每一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放在三十年后都能上一次热搜。

时代的红利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拽着人们一刻不停的向前奔跑，跟得上的发财，跟不上的，生不如死。

勤劳致富在这个年底更像是一句嘲讽，造原子弹的真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被撕裂，整体呈现一种灰色的调调。

晨光案只是个例，却又并不仅仅只是个例。

一个叫仰融的家伙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金杯汽车40发股份，而后又通过一系列长袖善舞的手段将股份增持到了51，再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将金杯套在了注册在港岛的华晨这样的一个空壳上。

最后再通过华晨去纽交所上市，打着中概股的概念融资，最终，融到了7200万美元。

但实际上这货啥正事儿也没干，就是单纯靠买和卖，靠简单的资产重组手段，在一年之内获利翻了好几倍，纯粹是利用规则漏洞在薅社会主义羊毛，变相侵吞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