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要是有时间，我们去那边度假吧。”

“好啊我的中校，多存点钱，我可是很挥霍的。”我坏笑地挑了挑眉。

“部队里的工资我只用了一小部分，剩下的早就存好了留给你们。”

“我们？”

“对，两个在我心尖儿上阿尔弗雷德。”

“喂！我可比你有钱！”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来到厨房里自后抱住了他，咬着他的耳垂说：“你爱我，我养你。”

“不爱你就不养了？”

“不养，不爱我你就滚一边儿去。”

“那看来你要养我一辈子了。”

“乐意至极。”

平和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说——不要为任何还未到来的事情而担忧，那是杞人忧天，是愚蠢的表现。直到1961年的6月初，我被一通电话召唤到了西柏林，在一家酒店的行政房见到了正在品尝葡萄酒的亨利。

“没我家的产品好。”猩红的酒液在高脚杯里摇晃，他拿出了另一瓶红酒，对我说：“过来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