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纸张在地上被明确地划分成了三类，正是竹纸、青檀皮纸和桑皮纸。

因这些纸张的韧性，除了因为携带方式所造成的折痕之外，并没有出现什么在折叠中损毁的情况。

在场的大多是文人，几乎不需袁熙多言，就已在这些纸张逐一展开的过程中，感觉到了这些纸张的特殊之处。

袁熙解释道：“我抵达长安的时候恰是长安新路修建完毕，从长安南门到桂宫之间铺设的那条路，人踩不坏，刀劈不烂，也不知道是何等材质所做，便是在这条道路上，展示出了这几种新式纸张。”

袁熙说到前半句的时候，周遭的众人都露出了一点迷茫之色。

什么叫做一条“人踩不坏，刀劈不烂”的道路？

土就是土，石头就是石头，就算用的是砖石混合也总有其姓名，何来的不知道是何种材质。

但他们怎么想也觉得，像是袁熙这样的情况，他根本没有必要在一开始拿出一个并不真实的噱头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只需要将他的收获如实告知也就是了。

这么看来，他说的竟然是真的？

连带着袁绍在内的众人顶着这种迷惑情绪，在不能亲眼见到长安景象的情况下，也只能听着袁熙继续说道：“这三种纸张的原料就和先前的乐平侯纸一样并未对外公布，其功用也各不相同。第一种纸最为粗陋，价格也最低，后两种纸张的留墨效果更好，尤其是这最后一种纸张，在落笔书写的时候，纸张的表面还能隐约看到莹润的微光，是那乔并州用来和上流士人交好所用之物。”

袁熙说到这里的时候，将手中的这张桑皮纸递交给了袁绍。

他们此时虽身处屋中，但桑皮纸上的桑皮薄层特质，随着这张纸距离袁绍渐近，变得越发清晰可见。

袁绍觉得自己只要不是个瞎子就不会看不出这样的特殊之处。

这一份纸张底色的美丽，对于向来好面子的士族阶层来说，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

若要让袁绍自己从这张纸和所谓贵重的绢帛之间比较出一个用于写作的载体，他只怕都会选择这张纸。

但这种纸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它用的是什么材料？

袁熙似乎看出了袁绍脸上的疑惑，回道：“事实上，在长安城中有不少人想要尝试破解出这纸张的原料，但或许是乔并州早就提防着这一点，专门让人在这些已经生产完毕的纸张上薰出了其他植物的气味，以便能够干扰其他人的判断。这三种纸张真正的主材料很可能已经被彻底掩盖掉了气味。”

“按照元皓先生的想法是，与其继续在长安探寻此事，还不如回到更本质一点的情况。当年在并州生产乐平侯纸的人手，有不少未必还在原本的岗位上，近来会去和他们接触的应当不在少数，父亲不妨也从中得到些东西。”

“不过……元皓先生希望父亲不要本末倒置。纸张只是用于记录的载体，在此时不会起到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影响力，若真需要大批量的用纸，便来并州采购最便宜的那种新纸就是。比起关注纸张，先生希望父亲更关注这些用纸张记录的讯息。”

袁熙旋即从原本的衣衫夹层中取出了另外的几样东西。

袁绍见麾下的众位谋士都因为那三种新纸的缘故，又朝前走出了几步，便示意袁熙将这些书递交给了沮授几人。

袁熙指了指沮授手中的这本书，说道：“这是元皓先生在潜入并州生产农具的地方所看到的并州粮食增产之法，只缺了肥料的制作而已。”

一听增产二字，别说是袁绍，就连向来稳重的沮授，都很难不在此时露出了几分惊喜之色。

他也连忙将手中的书翻了开来。

如果说，他们先前还觉得并州屡屡进行的纸张改良对他们来说是个噩耗，那么在此时，这却是个十足的好事。

若没有这样的消息承载渠道，袁熙要想将这样的消息带回冀州，要么需要十数卷的竹简，要么需要十数张绢帛，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会像是他现在所用的方式一样带回方便，且不易被人察觉。

可袁绍看到沮授的表情在翻阅了几页后，从原本的惊喜逐渐回归到了凝重，直到最后变成了一种无声的沉重。

当沮授粗略地将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后，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给出了一个让袁绍绝没有想到的回复，“明公，这本书中的内容……我们用不得。”

袁绍连忙问道：“这是为何？莫非其中有诈？”

“不，恰恰相反，这其中记载的耕作之法都很有一套逻辑，能确保将每一块田地的效益发挥到最高。我相信元皓会将此物托了显奕的手送到我们的面前，必定是见过实践和理论相互映照的。”

沮授说到这里的时候朝着袁熙看了一眼，袁熙下意识地回道：“不只是元皓先生，我也看到过。”

郭嘉带着袁熙在长安四周走动所见，恰好给了他在此时为沮授和田丰作证的底气。

但他的这个回答非但没有让他给出的这本农业典籍变得难能可贵起来，反而让沮授更加确认自己的判断没有出错。

沮授苦笑道：“明公，并州能依靠着这套耕作之法到今天这样惊人的亩产，是因为他们从并州到凉州再到司隶，其中已经有了一段五年以上重塑规则和发展秩序的过程。您告诉我，若是您要推行此道，该当如何做？”

袁绍迟疑了一瞬，方才回道：“让天子下达规范耕作的指令？”

这话他自己说出口的时候都有点后悔了，只因他很快意识到，刘辩作为天子更大的作用，是以天子诏书所代表的正统性，让他可以团聚起一批朝臣，让兖州、徐州、幽州这些地方听从于邺城的指令，却并不代表着，当这位天子所提出来的东西从政令变成耕作之法的时候，治下的黔首也要遵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