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仁心于民物,广令闻于天下。

施仁于民，教导民众顺应天时而为，才是这本《昌言》之中的真正主旨。

卢植沉浮宦海数十年,也钻研经文数十年，怎么会看不出仲长统这个后起之秀的真意。

他说错话了吗？

只怕没有。

自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念便成为了两汉奏书谏言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事实上这些天灾与人事之间的关联到底是否真有如此深厚,在撇开了主观的意愿后看待,并不难发觉出端倪。

就连孝灵皇帝执政的后期都不得不默认甚至推动了乔琰在和张角之辩中所用的说法，极力撇开天灾和他启用宦官掌权之间的瓜葛。

那么再往前历数开国之年，似乎也真如仲长统所说,那些有着得天命之说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相争上位的群雄之中的一员而已。

与其说是天命所钟助力了他的上位，还不如说是他所掌握的武力征服力量让他得以实现这个目的。

这话看似石破天惊,却在本质上只是将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也便是天道与人事无关的说法在这数百年后重新提出来。

当天下之主也好,做辅助国家平定的大臣也罢,都并不依靠于天道赠予,而在于能尽人事，用天道，授民事,顺四时,兴功业。

乔琰自执掌并州，乃至于如今的九州之地，恪行奉守的不正是这样的“用天之道”吗？

乱世之中,以卢植的智慧足以清楚地看到，人事的主动性本就在时局驱策之下被迫发挥到了极致，而其所带来的回馈便正是对仲长统这一套说辞的有力证明。

天下大旱,蝗灾和大疫同行，依然有一番人事可为的应变之法，让人何止是谋求到生存的路子，还有了朝着上头攀爬的希望。

这是叛逆吗？

不，这好像只是在写实而已。

而他所说的其余言论也实在没有什么错处。

自上位者的尽人事衍生到民众的顺四时，无疑是给这些刚刚被开启民智不久的民众指点出一条更为理智清晰的前路。

在这些脚踏实地而非空洞无物的表达里，绝不是在刻意引导着民众对上位者做出何等指摘，而恰恰是让能让民生有望的贤明君主更为便捷地统辖民众，杜绝他们被那些所谓的迷信蒙昧之言所惑。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面临疾病的时候不当相信符水和求神这等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再讳疾忌医，而是遵从于医者的服药看诊之言，那么就像是此番洛阳地界上的大疫一般，能在损失有限的情况下回归到原本的秩序之中，绝不至引发黄巾之乱这样的起义。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农事耕作之中，求祭土地社稷之神，将蝗虫当做神灵使者，非但不能让他们的田地增产，反而会让他们遭受莫大的损失，只有区田法、溲种法、深耕添肥、凿渠灌溉才能让他们积攒下赖以生存的口粮，那么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死于饥荒。

天时无常，人事有常的道理，也无疑能让这些一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而他所说的，在这等重归公正、民生和乐环境里该当推行的官员处事之道，在卢植看来更没错了！

过犹不及的道理，早在数位标杆之上做出了验证，又何必非要对乔琰的越权和排场做出任何的指责。

真正的仁举并不在于非要让自己过得极尽简朴，而在于能想办法让人才得用，府库充盈，在职权范围内的俸禄让自己过得体面并无不妥，做以权谋私走门路的事情那才该当重罚。

可仲长统所要说的，何止是那一句“人实难得，何重之嫌”啊……

若只看到这里便觉得他是在充当大司马的口舌，那就是看轻了这位立足于民生庶务的天才！

在卢植逐字逐句的钻研中，尤为让他觉得乔琰推行《昌言》有着势在必行意义的，是仲长统在书中提议恢复井田制。

不是对现有土地草率地做出改革，而是对重新修复秩序之中开辟的荒田先行试用。

所谓“限夫田以断并兼”，正是要让开垦荒地后先收归国有，再将其分给有能力种地的，而非是有条件占据土地的，以抑制这些新地上再度出现土地兼并。

比起那句“豪杰之当天命者”，这才是一句真正的大胆之言！

在乔琰推行这等举措的时候，还打着要聚敛余粮开启军屯以备战事的借口，也完全是凭借着她所掌控的强兵劲卒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点。

可仲长统却丝毫不加以收敛地将这一句话丢了出来。

偏偏他说的下一段话又好像还站在上位者的立场上，将这一出言论给往回收了收。

他说官员为士民之长，若不能对在其位的人给出合适的官职俸禄，不能令他们养家糊口，反而要因为他们的被迫求生之举惩罚他们，那不就是把官职放在那里，像是摆放了个陷阱一样等待天下的君子吗？

但若说这是仲长统的示弱便着实是低看了他。

他不过是清楚地知道，在他所撰写的《昌言》顶替掉那些世家经传出现在千家万户的时候，他既是乔琰在此刻为自己选择的盾也是一把尖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