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笑着：“陆小姐，无需担心我。我现在在难民委员会里帮忙。不当巡捕，也能为市民做点事。”

围巾织好的那一天，陆姩跟着彭安出去。

正好见到了难民营地。

气温骤降，冷风裹挟春寒，天空布满灰色的沉重，仿佛要碾压下来。街道两侧，破旧简陋的帐篷一个一个排开，临时搭建的营区里，传来老人的痛呼，壮年人的诉苦，以及孩子的哭叫。

无尽压抑。

好半晌，陆姩问：“我们什么时候去重庆？”

彭安：“还没有安排。”

“就不安排了吧。”她用他的围巾裹住自己的手，“我们现在辛苦些，以后就苦尽甘来了。”

他捉着她的手，塞进自己的外套里：“就这么说定了。”

二人留在上海。

＊

过了两天，报纸上有一则消息，一个赌徒欠下巨债，走投无路之际，他闯入民宅意图行窃，被毒蛇咬伤致死。

这一个新闻，把船运公司那人的死亡推给了偶然事件。

彭安从吴耕顺的案件里摘离了出去。

彭安对外的说法是，因为担心那人有团伙作案，于是在蛇死亡以后，他逃去杭州。如今案子已破，他才回来上海。

吴耕顺死了，日本人没再踏进过吴家的门。无人在意一条狗的死亡。

彭安回到大洋房。

春末，陆姩联系裁缝店，准备做一件夏天的旗袍。她问彭安意见。

她穿旗袍特别好看，红的青的，五颜六色铺到她的身上，像是天边发着光的云彩。可是彭安说：“太阳大，别晒伤了皮肤。让老裁缝把开衩缝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