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记起来了。

“况且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抬头看向爱丽丝，轻声重复着。“他很爱她，但是她死了，爱德华很痛苦。但是时间可以冲淡这种痛苦，是不是？”

“你怎么了，费伊？”爱丽丝看起来有点吓着了，她谨慎地组织着语言。“……是的，如果时间够长的话。但爱人的死亡是例外的，你知道吸血鬼的爱人——”

她止住了话头，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的脸问：“你怎么了，亲爱的？你还好吗？”

“他说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全力攥紧拳头，直到为搭配裙子而新染的指甲都因为用力过大而弯折了。我的嘴唇剧烈地颤抖着，难以形容这一刻心中的震惊和愤怒。然后我开始茫然地拧着胳膊上的皮肤，一直把它们掐得发红、发紫、高高地肿了起来：试图用躯体上的疼痛来使失控的神经松懈，这是徒劳的。我的心脏好像整个儿被塞进了搅拌机里，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它正被撕成碎片、绞成烂泥，血肉模糊地从我的喉咙里泛上来。我要窒息了。

“他居然——他对我说谎。”我发着抖说。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送我回家的——我甚至不知道是谁送我回了家，我没有在想任何事，却又好像在想所有事。当终于躺在床上时，我尝试着说服自己闭上眼休息一会，但神志完全不听使唤。我的精神已经像过度绷紧的弦一样疲惫，但意识却如此清醒，任何轻微的声音听起来都过于刺耳——翻身时衣角的摩擦声，隔壁隐隐约约的说话声，街上遥远的汽车鸣笛声像针一样恶狠狠地刺进我的耳朵。凌晨两点四十四分时我披上了睡衣外套，没有开灯，赤脚走到卧室窗边向外看。外面只有一片寂静的漆黑，我把窗户整个推开了，无比迫切地想要一支烟。

当第二天妈妈敲响我的房门时，我已经恢复了正常——至少外表看来是这样，除了没有胃口吃饭。她看起来担心极了，而我只能笑一笑，告诉她我只是不太饿。我的心里也许仍然是困惑的，仍旧有着无数个问题，然而我不能向任何人提问，没有人能给我答案。

“我要回意大利。”我说，平静地看着她手里的餐刀坠落，跌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草莓果酱在地毯上缓慢地洇开，像一块残留的血迹。

我一个人快速、沉稳地完成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预定出租车，购买机票，收拾东西。仅仅在三个小时以后，我就已经等在塔科马机场的安检口了。这趟航班需要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但我等不及买直达航班了，那股凝结在我胸腔里的情绪正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我不允许自己重新变得懦弱，重新缩回宜居的壳里。

在这口气的支撑下，我一步都没停地返回了沃尔特拉。站在那座我曾无数次触摸、凝视的钟楼下，目不斜视地推开了沉重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