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章惇出任‘宰执’，少有人敢顶撞他，尤其还是在政事堂扩大会议上！

而在蔡卞提出明年的收支计划，应该确保国库充盈的时候，也遭到了梁焘的强烈反对。

他直言不讳：朝廷原本就是寅吃卯粮，每年透支严重，至今还欠内库六百万贯未还。并且，明年要减税，军队，工部等的支出巨大，明年国库的亏空，至少有两千万贯！

章惇在公布‘水路连通计划’的时候，就是要以‘六条水道为干，二十八官道为辅，勾连全国’，遭到了工部的反对。

工部尚书苏轼坚持认为，朝廷这样的计划‘徒耗民力，与民无益’、‘当以民为本，着力纾困’。

意思很简单，朝廷的钱粮应该用在最深处，而不是去修什么路通什么渠。

纵使有阻力，在面对众多的‘新法’，章惇与蔡卞等人也有的是办法，四两拨千斤的推开，继续各种议题。

在礼部尚书李清臣拿出‘绍圣礼典’的时候，说道：“大相公，这部‘绍圣礼典’只是初步，礼部正在加紧编修，争取用三到五年时间，修著出一部‘绍圣大典’，以为千秋之率。”

历朝历代都有修大典的传统，这是巨大功勋，可传千百世。

李清臣的话，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倒不是要阻止修‘绍圣大典’，而是‘绍圣礼典’中，对很多礼法进行了‘修正’，并且对很多礼法进行了剔除，这部礼典，上到国家大祭，小到普通人的婚礼仪程，甚至是下葬、上坟，祭拜都有规定！

简而言之，这部‘绍圣礼典’是一部大瘦身的法典，对礼法进行了稍加修改，却又对各种礼法、仪程、规矩等等，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礼法’对现在的人来说太过重要了，甚至是神圣的。它高过律法，触碰一点都不容易，何况要进行大规模的修改。

一些尚书，侍郎纷纷表达不同看法，连文彦博都突然张口，来了一句：礼典因人而改，因事而变，世人何所依？

他的意思很简单，日后如果有人触犯礼法，是否修改一下就了事？那今后这礼法还有什么用？

李清臣据理力争，反驳：礼法从古至今，冗长繁杂，单说一门亲事，‘六礼’就要耗时三个月，成亲要耗时十天，其中的过程之复杂，与日俱增，有何益处？

葬礼，更是复杂难言，一个下葬就要足足三个时辰，累死在坟头的孝子每年都有几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