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郭阳的眼光瞥向了桌上的那台钟。

这台摆钟是东海商社的实验作品，使用最简单的钟摆原理，用一个缓慢下落的砝码提供动力，零件不超过二十个，体积却不小，接近两米高了。表上只有分针和时针，没有秒针（内部有按秒为单位转动的齿轮，但没有连接上秒针，因为复杂的部件会增加误差），一圈仍然是东海人习惯的十二个小时，表盘上的刻度也是按十二小时六十分钟划分的，不过没标注数字，而是用宋人习惯的地支标注了十二时辰，分了两圈，外圈从子时到巳时，内圈从午时到亥时。

后世的钟表可以用“每天误差多少秒”来衡量精确度，但这台钟却连标定误差也做不到，因为它走起来时快时慢，每天积累的误差都是不一样的，有时会快十分钟，有时反而会慢，总之就是很令人头痛。

但是，相对这个时代常用的滴漏计时器来说，这种机械计时装置无疑是很大的进步。把它送给贾似道作为礼物，就是郭阳出的主意。

贾似道是个典型的爱玩之人，但又不是单纯的爱玩。他喜欢斗蟋蟀，常常愿意为一只好蟋蟀出重金，如果是典型的纨绔子弟，这就完了，但贾似道不光玩，还把斗蟋蟀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促织经》（促织就是蟋蟀的雅称）。这说明他是个对事物的原理和规律有很强好奇心的人。郭阳根据这个特点，揣度他的心理，想找些新奇的东西送给他，但商社现在也做不出太多的好东西，只好把还没完全成熟的摆钟拿出来了。

现在效果果然不错，很明显引发了他的兴趣。

贾似道见他看过来，指着上面的部件道：“以我所见，你们这时计是以此垂之摆动为准的，摆动一次，这小轮便转一下，积累数十次后，这长针便转一格。如此说来，摆锤无论幅度大小，一摆用时总是相同，不然不足以计时，我说的可对？”

郭阳正头疼该如何开场才能显得不卑不亢，此时正好就坡下驴，摆出一副贤人的姿态，左手背住，右手指点着说道：“确实如此，一摆或高或低，所用之时都是相同的。呵，这个道理，普通人就是写在纸上明着教给他们，他们也不一定明白，我当初学习的时候，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相公却自行参悟出来了，果然相公之才就是要比我们强得多啊！”

这个马匹拍得水平其实不怎么样，但怎么拍是水平问题，拍不拍是态度问题。贾似道听了，轻笑道：“听祥甫说，你们东海人精于百工，所产之物颇多机巧，如今看来，所言不虚啊。”

郭阳叹了口气，说道：“相公明鉴，当初先祖流落海外，物产不丰，人丁不旺，又有猛兽野人环伺，只能在这些外物上下功夫了。也亏最后略有小得，不然我们这些后人也就无力返回中原了。”

听到这里，贾似道顿时有了兴趣，跟下人要了一条白布巾擦干净手，然后请两人入座，喊人上茶，详细问询起所谓“海外”的情况。

如今文化部发明历史的本事已经越来越娴熟，郭、魏二人事先背过手册，可以说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当即就开始胡诌起来。

听了他们移花接木编造的与骑着马的殷地安人拿吹管对射的诸类事迹之后，贾似道想到了目前侵攻正急的蒙古人，又想到东海人礼单上的三十个蒙古俘虏，有所感叹，说道：“此般游牧的凶人，确实是我华夏的劫难啊，勿论中原外野，无不如是。”

两人陪着叹了口气，他又接着说道：“诸位先祖原是华夏之人，虽流落海外，但仍心向王化，忠心可鉴，又营救祥甫、献上鞑俘，也算是于国有功了。既然如此，我便上禀官家，让你们这个‘东海国’按期朝贡吧，也巧了，正好可赶上明年元旦大朝会，如何？”

（宋朝时，口头称呼皇帝为“官家”）

啊？